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主人公名叫勒普兰斯，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很适合他，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子”（那种日渐没落的中产阶级，缺钱，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群体面的朋友），他是作家。

当然了，他是个失败的作家，就是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蹩脚诗人认为蹩脚的诗；优秀诗人根本不看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个出版社——或者说读者群，那些讨厌的下等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居然会厌恶他。他的书稿总是被否定。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心怀厌恶（或者嫉妒），打心眼儿里厌恶。读阿尔丰斯·都德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慰藉），出于忠于作者的父亲，也读令人遗憾的莱昂·都德的作品（散文不错）。

1940年法国投降后，原来百花齐放、四分五裂的各派作家，风暴后，组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主张抵抗派（又分为少数积极抵抗派和多数消极抵抗派，还有抵抗派的同情分子，还有那些通过失职、危险行动、越权、公道、礼貌等手段进行抵抗的人）和主张合作派，又分为许许多多小派别——都是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在许多人看来，政治报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报复。主张合作的通敌分子控制了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勒普兰斯（表面上不参加任何一派，或者自以为不参加任何一派）忽然明白了自己的领土（自己的祖国）是属于笔杆子们的，属于怨天尤人派，属于下等作家们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通敌分子们企图把他拉过来，天经地义地把他看成是同类。他们对他不仅友好，而且慷概大方。他工作的报社的新社长约见他，给他解释报纸根据新欧洲政治格局制定的新策略，许他一个更好的职位，还有金钱，名望，以及起码的，但是勒普兰斯从未见过的报酬。

那天上午，他终于明白了几件事。此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坛的金字塔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此前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经过一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拒绝了社长的邀请。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呢。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纸，或者字里行间时时发出神秘的信号。试着读书，但无法聚精会神，无法学习，无法享受阅读的快感。噩梦折磨着他，有时自言自语而不知晓，只要能走，他就沿着非常熟悉的小区街道长时间地漫步，让他吃惊的是，小区依然如故，它们拒绝德军占领和政权更迭。不久，他与抵抗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认识了收听BBC广播并且相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

一开始，他参加和出现在有抵抗活动的地方只有很少几次。他那副谨慎和平静的样子（对于他这个样子，人们的看法不一）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但是，那些抵抗运动的负责人（虽然担着抵抗运动的责任，但仍旧属于作家协会）不久就注意到他，信任他了。这种信任可能与准备去冒险的人少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勒普兰斯进入了抵抗组织内部，他活动的能力和冷静的气质很快就能去完成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和不十分重要的冲突，当然对于作家协会来说是个例外）。

对于作家们来说，勒普兰斯确实是个谜团和意外。那些在法国投降前有些知名度的人们，那时根本不把勒普兰斯放在眼里，如今常常在各个地方见到他，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得到勒普兰斯的掩护和完成逃跑计划，还要服从勒普兰斯的指挥。勒普兰斯仿佛来自净界的圣人，出手帮助这些作家，拿出拥有的一切（数量不多）供作家支配，表现得处处合作，积极努力。作家们跟他聊天。谈话的时间是夜里，地点在房间里或者漆黑的过道上，始终是低声交谈。有人建议他写小说、诗歌、散文。勒普兰斯告诉他们：早在1933年他就写作了。作家们希望了解（等待出逃的黑夜漫长而令人心焦，有些人就是想说说话而已）他的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勒普兰斯提了几个糟糕的报刊的名字。仅仅这些名字就让听者感到恶心或者难过。他与这些作家的见面常在黎明时分结束。他把作家送到一个安全住处。作家们说几句感谢的话，握握手，或者迅速拥抱一下，就分手了。那些感谢的话是由衷的。但是，分手后，作家们都想离开勒普兰斯，把他忘掉，好像他是一场噩梦，尽管令人不快，但很容易忘记。

勒普兰斯的在场令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无法界定的反感。虽然他们知道他是来帮助他们的，但骨子里还是百分之百地不肯接受他。也许他们意识到勒普兰斯在那些下流报刊界的炼狱里煎熬了好多年，知道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无法得救，或者只有那些强壮、有智慧和优秀的人们才能逃脱出来。

当然了，勒普兰斯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优点。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没入过党，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也许这些作家把他看成是“暴发户”，看成是倒过来的投机分子（因为正常的投机分子应该是告密，谩骂抵抗分子，与警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谈。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认识的人；我那时在想：您在那些人家里做什么呢？她又说：您像是不显眼的人，总是安安静静，总是听人支配。

女小说家的坦率让勒普兰斯高兴，他开始吐露心声。他说起了自己的作品。对方大大地吃了一惊。不可避免地二人谈到了勒普兰斯被边缘化的问题。几小时后，女小说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她说得粗鲁，意思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脸上，说话的方式，眼神，让大多数男人产生排斥感。解决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办法是如此地朴实无华，肯定有用。勒普兰斯惊讶地听着，点点头。他明白自己不会听从女小说家的劝告，有些吃惊，也许是有点生气，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听他倾诉并理解他。

次日，一辆由抵抗运动组织派来的车把勒普兰斯接走了。告别前，女小说家握握他的手，祝他好运。接着，亲亲他嘴唇，哭了。勒普兰斯什么也没弄明白，慌乱地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走了。女小说家站在窗前望着他：勒普兰斯转进车子，没有回头看。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勒普兰斯可能在某地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在他不寻常的作品想像着）女小说家在一门心思想念他，同他一道想像未来，对他说：我爱你，直到最后困倦压倒了她，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后来，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勒普兰斯谦卑而令人反感地活到了战后。1946年隐居到皮卡迪区某个小村庄去当老师。他为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写稿的数量不多，但是经常会写。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他还赢得了在两三家杂志发表文章的权利。当然啦，有时候，他也打算再见见那位女小说家，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等他再去女小说家那里时，发现住户已经换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勒普兰斯当然还在寻找她，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他见到的是那些巴黎作家。不是像他心里希望的那样见过很多面，但是见到他们了，有时还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知道（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看过一两篇勒普兰斯的散文诗。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勒普兰斯的容貌、弱体质、惊人的光辉是个激励或者是个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