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英国现代文学精品(2)

你的笑容还来不及消退，

寒冷的空气已经在燃烧；

你又把笑容隐藏在娇颜里，

谁看你一看，就会魄散魂飞。

光明的孩儿！你的四肢在发放火光，

衣衫遮不着你的身体；

好像晨曦一丝丝的光芒，

不待云散就送来了消息；

无论你照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就有仙气飘扬。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同时也反映了雪莱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矛盾。他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但又把人类历史解释为抽象的“善”与“恶”的搏斗；他对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怀抱坚定的信念，但又把社会的发展变革归结为一种神秘的“必然性”；他肯定了用革命暴力去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但又夸大了“爱”的作用，把“永恒的爱”当作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源泉。他的诗歌风格是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但有时又过多使用抽象的比喻和象征，比较令人费解。

唐璜

《唐璜》是英国诗人拜伦的作品，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叙事诗，共1.6万余行，分为16歌，是拜伦最后也是最优秀的诗作。它以唐璜的游踪及其数次爱情历险为主要线索，展现了欧洲社会的广阔图景，涉及人类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是一部思想容量丰厚、艺术风格独特的大型讽刺性巨著。

唐璜本是14世纪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色鬼、恶棍，常常再现于西方作家的作品之中，如莫里哀的散文剧《唐璜》和普希金的悲剧《石客》。拜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历史背景上重新塑造唐璜。

长诗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天真、热情、善良的贵族青年，很少哈罗尔德的忧郁孤独，亦无曼弗雷德的愤世嫉俗，更见不到该隐那种叱咤风云的叛逆反抗，他的性格特征随着种种历险经历而深化复杂。他顺从人的天性，无视清规戒律，绝少虚伪做作；他又缺乏坚定的信念，常常因意志薄弱而经不起诱惑。他在教堂、母亲的“膝下”和教师的课桌前长大。正当他的母亲向人夸耀“她的少年哲学家已经变得如何正经，如何沉静，如何稳健”的时候，他却受到了邻居贵妇人朱丽娅的引诱，坠入爱河。传统的贵族教育培养起来的种种理念被人的爱欲需求击得粉碎。唐璜对恋人总是倾心相与，但却常常遭受险情，被迫分离。他与邻居贵妇的私情暴露，被迫离国远行。他在海上遇难，被海盗的女儿援救，并与其相爱，但又被贪心的海盗卖到奴隶市场，又一次与爱人分离。唐璜并不怯懦，在关键时刻能表现出英雄气概。他在海上遇险，看到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先吃哪一个人时，他宁死也不干这一野蛮行为；他被人从奴隶市场上买到土耳其苏丹的宫廷，面对苏丹王妃咄咄逼人的无耻求欢，他神态自若，虚与委蛇，最终带同伴逃跑；在战场上，他奋不顾身救出一个孤儿；在英吉利荒道上只身把强人打翻……唐璜喜好女色，艳遇不断；他玩世不恭，能迅速地适应各种突如其来的境遇。他参加了正在入侵土耳其的俄国军队，“因功”到了俄国女皇的宫廷，心安理得地成了女皇陛下的新宠，后来又以俄国特使的身份出使英国。长诗突然中止时，他还沉溺在伦敦的“大千世界”里。

唐璜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既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唐璜，又大大超越了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但他的好色和玩世不恭又和原型相似。在拜伦的眼中，唐璜是一个普通的贵族青年，他的荒唐只不过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可见他是一个芸芸众生式的人物。其性格的复杂性体现了现实世界中生活的多样性和道德的复杂性。客观地说，拜伦创作《唐璜》并不是为了专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长诗中对唐璜活动的描写常常是作者大发议论的由头和缘起。拜伦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我打算让他周游欧洲，要他经历种种围城、交战、冒险的生涯；最后叫他参加法国革命。……我要把他在意大利写成一个爱奉承女人的骑兵，在英国把他写成惹得人家离婚的罪魁祸首，在德国写成像维特一样的多愁善感的青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拜伦创作《唐璜》的目的在于讽刺主人公真正活动的18世纪末和诗人生活的19世纪初“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诗人批判一切反动势力的民主与自由思想。

首先，通过主人公的冒险足迹，描写了海盗称霸的希腊岛屿、奴隶市场、土耳其苏丹后宫、俄罗斯宫廷和英国上流社会，刻画了威严的女皇、淫威的皇后、谄媚的朝臣、骄奢专横的将军、腐化堕落的王公贵族……他们一半是权威，一半是淫荡，制造了无数人间惨状：民族被奴役被侵略，战场上血腥的屠杀，奴隶市场上人像牲畜一样被买卖。诗人揭示出封建专制的暴虐和社会道德的虚伪，谴责了“神圣同盟”的侵略暴行，表达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憎恶。

其次，揭露和讽刺了诗人最为熟悉的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英帝国凭借雄厚的资本屠杀恫吓世界，充当镇压革命扼杀自由的国际宪兵。政府压迫盘剥国民，政治家撒谎，无形文人变节。贵族男女心灵空虚，沉溺声色犬马。男人喝酒、赌钱、嫖妓，女人花枝招展，打情骂俏。夫妇同床异梦，23岁的贵族少妇竟然背着50岁的荒唐丈夫勾引16岁的男孩。拜伦对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金钱统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将英国比做一个住满了凶禽猛兽的动物园，将伦敦称为“魔鬼的客厅”。在他的笔下，拜金道德毒化了社会，腐蚀了灵魂，人人把钱看得高于一切：可以“拿走性命，拿走老婆，但决不要拿走人的钱袋”。

再次，长诗充满着对正义事物的爱，对失去自由的人的同情和对被压迫者的战斗号召。拜伦十分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他热情的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甚至号召顽石也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他确信未来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人民将是自由的，一切王座与君主，必将成为使未来子孙们感到可怕的、不可理解的陈迹。

《唐璜》里有不少哲学的思索，如“沉思人世的变化无常”，探讨“生与死”的奥妙，研究岁月永恒，人生苦短，命运莫测等等。诗人“怀疑是否怀疑本身也是怀疑”，视“人生是场游戏”，并因此而流露出虚无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和悲观绝望等等消极情绪。

长诗借外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评议英国乃至欧洲的现实，批判压抑人身自由的暴政，抒发对正义自由的渴望，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品，其作者无愧于时代歌者的称号。《唐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佳作，强烈的主观抒情和浓郁的浪漫色彩构成了作品的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拜伦鲜明的爱憎激情显现在长诗优美而略带忧伤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统贯全篇。主人公次次历险，命运大起大落，使长诗中的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大海、海岛、内陆、美女、强盗、王妃、女皇，离奇的故事，异域的情调，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多姿的浪漫画卷。作者恰到好处的抒情与浪漫的图景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长诗表现出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夹叙夹议是《唐璜》的另一重要特征。拜伦似乎常常按捺不住自己，在叙述中随时向他的主人公和读者大发议论，或评点国事和人物，或追忆遐思，或赞叹大自然的神奇。诗人的议论讽刺了现实时事，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成分；抒情性的议论则多是浪漫主义的感慨，直抒胸臆，美妙而感人。

诗作的语言风格多样，极富变化，把愤怒的揭露、辛辣的揶揄、尖刻的辩论、俏皮的嘲笑、热烈的抒情和哲学的沉思表现的恰到好处。拜伦的语言畅晓明白，具体简约。他大量采用口语词汇，但白而不俗，谑而不陋。整部长诗犹如一曲扣人心弦、荡人魂魄的交响乐章。

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

狄更斯早想就写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小说。1838年他到北部工业区曼彻斯特等地参观时，看到那里工人的悲惨处境非常吃惊，想要对这现象作“有力的一击”。但是，这个愿望过了10多年才实现。……

50年代初，工人运动的滚滚浪潮虽然已经消退，但由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一些工业城市仍不断爆发罢工斗争。正当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时，普莱斯顿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斗争，狄更斯曾到那里去了解罢工情况。他担心人民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国家将受到猛烈的震动。狄更斯认识到当时劳资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决心在作品中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加以迎头痛击。在写给他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从作品看来，他的创作意图确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的讽刺锋芒对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葛擂硬和庞得贝，通过葛擂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得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那个烟雾弥漫、象征大不列颠的焦煤镇。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日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作者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说那些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硬就是这班“贵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像葛擂硬这样的人物决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社会。葛擂硬以其议员身份，起着纽带作用，把焦煤镇这小小的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这样，焦煤镇作为大不列颠的缩影就更富于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而暗示，葛擂硬哲学像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大不列颠。

作者不仅揭示了这个人物和他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用解剖刀一样锋利无情的笔，剖开葛擂硬哲学这神秘之果，把它那龌龊的、饱含毒汁的内容展示给读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通统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他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他那5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涨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他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葛擂硬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个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号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丑恶和荒谬，而且还在于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这恶果主要从露易莎和汤姆两个形象体现出来。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易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露易莎和汤姆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大一样。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象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30岁的资本家庞得贝；她对此没有异议，而象羔羊似的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于汤姆的命运，具有另一层意义。他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硬哲学的报复。可是，他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终于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才，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

应该指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硬的反动哲学的同时，对这个人物多少流露出同情和幻想，这表现在葛擂硬得了现报之后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坚持自己那套理论，“而注意到具体的情况，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显然，葛擂硬的转变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象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狄更斯从唯心主义道德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干着坏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让他看到自己行为的恶果，那么天性中的“善”就可能被唤醒，去克服“恶”的那一面，从而改邪归正，弃旧图新；社会上的灾难也就得以消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道德观，是他所提倡的以阶级调和、阶级溶合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