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幸运的苦命人
那天晚上，为了林琳的事，高真半夜12点才离开家好。已是午夜，大巴早已停驶，中巴也不多了，只好打出租车了。
路上已几无行人，路边那些美化、亮化的彩灯、椰树灯、礼花灯等等也都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只有那些夜行车还在穿梭。仔细看看，大部分是些出租车。高真心想，每个城市都有许多辛勤如工蜂的人在忙忙碌碌，他们往往流汗最多，收入最少，但却又是整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你都不敢想象一旦没有这些人，社会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而鹏城这种移民城市尤其如此。有个收入很高的文化人曾内疚地说：这里的物质财富很大程度上是由千万个来自祖国各地的劳务工创造的。一茬又一茬的劳务工将青春汗水留在这里，他们得到的回报之微薄众所周知。据说，有十年了，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涨多少，包括加班费，每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这还算好的了。然而，另一些人，包括我，工资涨了多少？是百分之几百！
这是吴冷兰推荐给她看的一段话。就这个问题，她俩曾大发感慨，以她们现在所从事的家政业来说，则甚上加甚。那些保姆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工资是劳务工中最少的，只有500元左右，不够有钱人一顿饭钱，但却往往服务于社会的中上层。于是，她们这些家政公司的承办者、管理者就像一枚针一样，在中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穿针引线。这些线有的平直无缺——那是因为保姆在雇主家以自己的勤劳、忍让和为人，赢得了雇主的信任与认可，合同签成后就安安稳稳地在一个雇主家勤勤恳恳地工作；有些线却疙疙瘩瘩，一次次断掉又接起来——那或是因为保姆自身的问题，总是得不到雇主的认可；或是因为雇主的问题，过于挑剔和苛刻，总是留不住人。比如，匡翠芝这条线，疙瘩就特别多，当然这都是听吴冷兰介绍的。不过，没有疙瘩，她也许还不知道这个人，那些干的安心的既不会回公司，雇主也不会来电话。
想到匡翠芝，一些片段又跳进高真的脑子里。
朱雅琳辞退了阿香之后的第二天，带孩子来公司挑选保姆。看了匡翠芝的资料后，很满意匡翠芝对自己的自信：“本人有爱心，可以带小孩，对宝宝的喂养、洗澡、智力开发及副食的添加和疾病的预防与处理有经验。”
“能叫来我看看吗？”
吴冷兰把匡翠芝叫了过来。匡翠芝很有礼貌地向朱小姐问好，跟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却白了她一眼，爱搭不理的。
朱雅琳问了匡翠芝一些简单的问题，如哪里人，老公在哪里做什么，以前的雇主是哪里的，工资多少，做菜的口味如何等等，匡翠芝回答的都很得体，朱小姐很满意。
“今天可以带走吗？”
“可以。小匡，收拾一下跟朱小姐去。”
谁知，把自己写的那么好的小匡，第五天早上就打道回府了。
朱雅琳在电话中满腹委屈：
“我在单位好歹也是个负责的，还没人对我说过‘真折腾人’，却被个保姆这样说。我觉得受不了，让她回去了。”朱小姐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她以前的保姆每天早晨烧半壶水晾到七点半，水不烫了，再倒进孩子的水杯里，让孩子带到幼儿园去喝。今天早晨刚刚七点，小匡就想灌水，她给制止了。因为水还很烫，滚水灌进塑料杯里会析出有害物质。匡翠芝一早上手忙脚乱、没有条理地干，直到孩子进了电梯时才发现没带水，再回去灌水就要耽误校车了，她就批评了匡翠芝几句。谁知，电梯门将要关上时，她从门缝里听到一句：非要七点半才能灌，真折腾人。送完孩子她返回家，看到匡翠芝有抵触情绪，觉得作为雇主没有必要迁就一个保姆，特别是还出言不逊，就对匡翠芝说你看你是留下呢？还是离开。没想到，匡翠芝一点面子也不给她，直通通地回答：我回公司。
匡翠芝回到了公司还满腹牢骚：这个朱小姐家160多平方米，家具全是白色的，一天要擦两遍；洗衣服全用手洗，连窗帘也用手洗，还规定一周一次；小女孩整天卡着腰奚落我；给孩子带的凉开水必须是早晨六点半现烧的，必须晾到七点半才能灌进水杯，早一点都不行。早上事多，谁能光等着到七点半灌水，一忙就忙忘了，就这么一点儿小事也不至于就炒了我吧。
两人说的基本上没有出入。对于雇主连窗帘也要用手洗这一点儿，高真表示同情，但却不敢当着匡翠芝的面指责朱雅琳，因为这会让她产生一种误解：公司也为我撑腰。从而会造成保姆与雇主的对立，最后受损的还是保姆。因此，作为管理人员，高真和吴姐都很注意在家政工面前维护雇主的形象。
但是，对于小匡工作不到位，不接受批评反而指责雇主真折腾人这一点，高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我们在雇主家就要按雇主的要求去做，更何况雇主的要求没有错，滚水灌进塑料瓶的确是有害的。你由于没有养成习惯工作不到位，受到批评时虚心接受并表示改进才对呀，怎么可以反过来指责雇主呢？这不明明是无理取闹吗？”但高真心里却在想：现在这些妈妈都怎么了，她们小时侯渴急了可能会对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可她们的孩子却连过夜的凉开水都不能喝；她们那时可能只有一、两套衣服，每周才能换一次，她们的孩子却要每天换几次；她们那时可能全家人用一个脸盆，她们的孩子一个人却要用四个盆：洗头、洗脚、前屁股、后屁股；她们那时能吃上个不知放了几天的陈面包也美的不得了，她们的孩子吃新鲜面包时却要把皮剥掉，理由是包装工用手拿过不卫生；她们那时玩到哪坐到哪，而她们现在家里的地板一天擦几遍，还要用地板清洗液、消毒水……
匡翠芝说：“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趾高气扬看不起我们，居高临下指责我的样子。我做人是讲原则的，人与人是平等的，凭什么她可以凶我，我却不能反驳她？”
高真一听又好气又好笑：
“凭什么？就凭的是她出的钱！你是去挣她的钱，不是去给她送钱。你到她家里，她就是你的领导，就像在她的单位她是她下属的领导一样。作为下属，接受上司的领导天经地义，不能因为讲平等，下属就可以领导上司，也不能因为讲平等，下属就可以顶撞上司，你这个原则是哪儿跟哪儿呀！你搞没搞清楚什么叫原则呀。都像你这样讲原则，社会还会有正常秩序吗？而且，人家已经搬了梯子让你下，你却连个面子都不给人家，认个错就那么难吗？”
匡翠芝终于点头称是，检点自己的确有错误，表示今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匡翠芝后来还是接连又犯了两次这种错误。
一次是在一个自称在香港工作华小姐家，小匡说那老两口总是监督她的工作，吹毛求疵。而且总是嫌小匡的工作方法不对头，让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其实这一点也没错，保姆就应该按照雇主的要求去做，哪怕雇主说的是错的，只要他认为对就行。问题是碰上了匡翠芝这种坚持“原则”的保姆，自以为是的本性使她难以迁就别人，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那天拖地板，老先生又唠唠叨叨嫌匡翠芝冲拖把的方法有问题，她实在不耐烦了，就回了老先生一句：“不跟你说，跟你说不清”。
哪有保姆这样对雇主说话的，结果可想而知。
高真得知匡翠芝被辞退的原因又是因为顶撞雇主，气得对她说：看在吴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做保姆了，当老板去吧。那样，你就永远是对的。
谁知，在下一个雇主家，她不仅顶撞雇主，甚至把雇主都气哭了。这次就不光是坚持“原则”了，而是多了一点也不干。跟先生去买菜，借口提不动，只带一点儿回来，让先生提着一大箱东西再去办别的事；先生小姐都在家时，她就不看孩子，理由是：你们闲着干什么？先生小姐晚饭后出去放松一下，让她在家里带孩子，惹来她一肚子牢骚；最后发展到周六、周日，她建议先生小姐带孩子出去玩顺便在外面吃饭，给她时间让她去做钟点工再挣一份钱；为了省事，搞一大盆凉拌菜放在冰箱里，让这两个不习惯吃凉拌菜的潮州人望而生畏；小姐要求给孩子洗澡的水，要烧开后放凉再用，可每次要用时才发现又忘了烧水；批评她几句，她反而说小姐穷讲究，找麻烦，就为这小姐气得哭着打电话投诉。
这个公司的老家政工，高真现在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匡翠芝了，才十几天的工夫，她进进出出好几次了。
家政行业的确有种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怪现象。在其它行业，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物往往是公众人物，他们因为业绩突出，人际关系处理得又好，得到上上下下的认可后才被评为先进的。而家政行业那些表现突出的保姆，却往往是谁也不认识的角色，有些资历浅的管理人员也认不得她们。因为，她们一般是服务于一个雇主后便不挪地方的。相反，那些家政工们及管理人员们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恰恰是些不安定分子甚或落后分子。她们或是嫌雇主家的活累，或是嫌雇主家老人不好相处，或是嫌雇主不给加工资，或是处处按自己的标准去做，我行我素，终于成为家政公司的常客。今天回来了，住几天下户了，没几天又回来了。套用那句名言是：下户——回来——再下户——再回来——直至回家。当然也有些家政工在一次次被退回的经历中反思自己，改进和提高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优秀保姆。
一路走，高真一路想。
刚刚才十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退款、退单、派出所传、雇主找、家政工骂、受骗的人磨，天天忙到半夜，高真真觉得有点儿吃不消了。她想起当初吴姐建议她承包这个公司时，给她分析过，这个在鹏城也曾名噪一时的老公司，有一个稳定的雇主群和保姆群，这是那些新公司和小公司望尘莫及的。关于这一点，这几天她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在得到便利的同时，问题也会接踵而至。特别是没想到李云这个满嘴为穷苦姐妹谋利益的女人，竟然会卷走了“穷苦姐妹”的钱，遗留下这么多乱糟糟的闹心事，后面肯定还有不少问题，只是现在还没浮出水面罢了。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处处被人呵护的环境里，从小不知愁滋味，从小就有一笔祖上的遗产，后来又得到一笔亲生父母落实政策的遗产，当人们还认为万元户可望不可及时，十几岁的她已是几十万元户了。工作后收入也不低，特别是那几年当主刀医生的额外收入，就是不工作，这一辈子都吃喝不愁。现在突然陷入这么一个混乱复杂的局面里，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错。
高真的身世很曲折，但她自己的经历却很简单。
她现在的爸爸妈妈是养父母，她自己的亲生父母祖上都是富甲一方的人物，在苏州城里颇有名气。她父母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处在小桥流水旁的房产，经常出现在名流画家的笔下，或进入各种摄影家、旅行者的镜头。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从事文艺工作。在哪不正常的年代里，文艺战线的人受迫害首当其冲，她父母也难逃厄运，尤其又有那样的家庭背景，于是双双入狱。母亲当时正好怀着她，不久，母亲在狱中生下了她。那些人并没因她的出生放过刚当上爸爸的人，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天，一枚大钉子钉进了她爸爸的头顶芯。父亲为何遭此毒手，至今都是个谜。同伴们们怕她母亲承受不了，想方设法瞒着她母亲。但到她出生的第八天，母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噩耗，从此断了活下去的念头。那天半夜，她趁同伴们们熟睡之际，在小高真的肚兜上写了一份遗书留给她现在的这个妈妈，然后用裤腰带在窗棱上自缢而亡。
养母把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嚼烂了喂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但襁褓中的婴儿根本不会吞咽。在同伴们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那些人买来了奶粉，才保住了高真的小命。
幸运的是，过了不久中央有了新政策，现在的妈妈和同伴们被释放了。几个同伴争着要把她抱回去抚养，现在的妈妈劝大家不要争，一是她只有一个男孩子，家庭负担最轻；二是有比较殷实的家底；最重要的是高真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因为她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不能辜负朋友的期望，便坚决把小高真抱回了家。
养母后来虽然又生了两个男孩子，但仍然把她当宝一样小心呵护。为了不至于因弟弟委屈了她，更为了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对得起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养父母将她送到上海的小奶奶处。
养父母的祖上也是有钱有势的人物，爷爷娶了两房妻子，大房留在了乡下，二房带到了上海，在上海最值钱的地方买了房产。解放后，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造、运动，最后只剩下十几平米的私房。此时，爷爷已撒手归西，大奶奶被养父接到了苏州，小奶奶仍在上海，靠落实政策归还的房产过着悠闲的日子。小奶奶一辈子没生养过，把高真既当女儿又当孙女，千般宠爱万般呵护。高真上小学时总赖着奶奶抱她去上学，不然就不去，十几岁了还让奶奶满大街追着喂饭，养父母都身居要职，经济上非常宽裕，爸爸每个月来一、两次，每次都给她带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到了上高中时，妈妈认为那么大的女孩子应该严加管教了，于是她回到了苏州。
早在她八岁时，亲生父母就被落实了政策，她得到了十几万元的赔偿金。年幼的她想法也幼稚，人家通知她去领赔偿金时，她拒绝签字领钱，而是哭着喊着要人家把爸爸妈妈还给她。回到苏州后，从养父母口中得知亲生父母屈死的真相后，她一次次到有关部门要求将父母追认为烈士。得不到答复，就坐在人家办公室不走。有关人员被这个倔强的小姑娘打动了，再加上她父母的确死的冤枉，就追认了她父母为烈士，把她父母的骨灰迁到了烈士陵园。
每年春节和清明，到烈士陵园去给她的父母扫墓，成了她养父母家一项必行的仪式。
上高中期间，由于她的开朗活泼、聪明能干、任性机灵，再加上她奇特的身世和财产，虽然不太漂亮，却也成了众男生的追求目标，最终接到绣球的是一个英俊高大的男孩。这个男孩子叫陆新，与她的家境不可同日而语，家里既无地位也无房产，她看中的是他的俊气和才气。养父母虽然多次劝说，但怎奈少男少女一旦情窦初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养父母才改变了对陆新的看法。
那是高真18岁的一天，正打着篮球的她突然直挺挺地倒在篮球场上，校医赶来时，她已经没气了。大家七手八脚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一看，连抢救也没实施，直接用白布盖住她送进了太平间。从急救室到太平间很远，一路上颠颠簸簸。到了太平间门口，盖在白布下面的脚突然抽动了一下。细心的哥哥发现了这一异常，马上告诉了医生。医生半信半疑地把白布拉开一点儿，发现高真睁着眼睛正莫名其妙呢。大家欣喜若狂，哥哥蹬上摩托车就去喊妈妈。当时妈妈跪在生母的坟前已经哭成了泪人，直埋怨自己太粗心，没照顾好女儿，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朋友。
躲过一劫的高真虽然摆脱了死神的追赶，却像中了风似的全身僵直，四肢都不听使唤了。靠医生和家人天天给她按摩，才得以逐渐恢复。在这个过程中，班里的同学都来看过她，但惟有陆新天天来。而且，每次来都要把课堂笔记带来，给她补课，还主动帮她做这做那。这些点点滴滴春风化雨般溶进高真的心里，也让爸爸妈妈不再坚持门当户对的观点。
后来，两人双双考进医科大学，到大二时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又双双分到苏州的一家医院，陆新分到外科，高真分到妇产科。
高真永远忘不了她做的第一例妇外科手术。
那是一个高龄产妇，孩子的头已经露出来了，但就是生不出来。送到手术室时，情况已非常危急。当高真的指导老师问产妇家属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时，那些淳朴憨厚的农村人一下子就跪在了老师面前，苦苦哀求她大人孩子都要。
是啊，对婆家而言，倾家荡产才能娶个媳妇；对娘家人而言，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又给她找上婆家，付出了几多艰辛。
面对眼前这些长跪不起、涕泪横流的大男人，高真的心被深深震动了，她的思想瞬间得到了升华。她突然感到了那把锋利轻盈的手术刀在手中的分量，它直接将人分在了阴阳两界啊！
这一例手术，指导老师决定让高真来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高真扎实好学的劲头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别怕，有我呢！万事总有第一次。我就在你旁边，实在不行，我就接着做。”
这是高真第一次真刀实枪地做剖腹产手术。颤抖着手把第一刀划下去，她突然有了胆量，平时指导老师的做法历历在目。她以最快的速度把胎儿取了出来，是个男婴，但已经窒息，全身青紫，毫无声息。指导老师提起婴儿的小腿倒控着拍了几下，没效果。不能再拖了！她毫不犹豫，对着婴儿的小嘴就进行人工呼吸，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接着，她迅速为产妇清宫、缝合，母子俩都得救了。
产妇家属为感谢高真救命之恩，送来了五千元的红包，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可是一笔大钱。然而高真一分没留，还给了那位感激不尽的丈夫，让他为刚做完手术的妻子买点儿营养品补补身子。
事后，指导老师对她说，多亏她下刀速度快，反应又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才挽救了母子俩的生命。
这次手术和拒收红包的举动，一下子使高真名声大噪。在事业上她好不春风得意，很快被提为主治医师，许多产妇点名让她做手术，红包也根据情况不完全拒绝了。
然而陆新却没有那么幸运。不知是医术不行，还是没遇上典型的手术，在事业上他一直无所建树，而且人际关系搞得也不好，心情总是很郁闷。在高真被提为主治医师之前，他几次提出结婚，高真总说等提了主治医师再说。
十年前，也就是他俩都26岁时，他提出出国深造。高真看他整天闷闷不乐，也觉心疼，就资助了他10万元，让他到美国去了。他临走前高真已经被提为主治医师，但她不想匆匆忙忙地结婚，尽管当时打死她，她也不相信十年的感情他会变心，可还是替陆新着想，希望他毫无牵挂地出去，不要受家庭的拖累。一旦感情有变，他一个自由身可以进退自如。
谁知一语成箴言。
高真不愿再往下想了，还是想想现在吧。
真的，从小到大事事有人操心，自己就没独立操心过什么事，可现在必须独当一面了。如果是个新公司还好说，可以摸索着来，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但这是个老公司，已经有一整套完整的运作模式，有一大批正在操作中的合同，就好像一个大姑娘，突然进入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当后妈一样。虽然有丈夫帮忙，但毕竟她是家庭主妇，住家过日子这一套全得由她来筹划来打理，一帮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乱糟糟的家等不得她去学习、去提高，而要求她必须立即进入角色。吴姐绝对能帮助她，而且绝对能忠于她，但吴姐不是承包人。吴姐可以帮她出主意、想办法，但决定权在她自己。她觉得这几天遇到的事情比过去好几年的总和还多，真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坐在返回原公司的中巴上，高真想这是何苦来，自己当护理师每个月也有两、三千的收入，什么也不要操心，只要雇主满意就行。再说，就是不去挣钱，光是去旅游去玩儿，经济上都没有问题。原先的医院每个月有700多的工资，自己的存折上有七位数的存款，上海有小奶奶留给她的房产，苏州还有亲生父母留给她的房产，只要不恣意挥霍，这辈子其实吃穿不愁。而看这个公司的架势，开始几个月别想有赢利，能保住本就不错了，甚至有可能赔几个月也说不定。这真是自讨苦吃啊！
想当初从家里出走时，也不过是想出来到处玩玩散散心，条件合适就干点什么，能养活自己就行。没想到一场抢劫成了一个转折，一切都背离了初衷，而且没想到涉足了家政护理行业后，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一样，竟然停不下来了，鹏城广阔的护理市场激活了她那颗不安分的心。自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经济实力，有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加上适宜的土壤，焉有不成功的道理？谁料想刚刚起步，就遇上一个个拦路虎，想必今后棘手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
手机突然发出了短信息信号，打开一看是吴姐发来的：真是对不起，我实在没想到会把你拖进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旋涡里。但我希望我没看错人，那么艰难的困境你都挺过来了，现在这点儿困难你也不会退缩吧？
回到喜月家政公司，冲完凉躺在床上已经1点多了，高真的脑海里还在回放吴冷兰的那一条短信。明显地，吴姐已经看出了我的为难，真得想想为何要接这个家政公司了。为钱吗？好像不是，每个月不上班还有700多，上班则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同时又有遗产又有房产。仔细想想，恐怕还是不安分的心理在起作用。上班挣得再多——拿手术刀时月入七、八千是常事——也是给别人干，总想着什么时候能给自己干。也许是鹏城这个移民城市庞大的发展市场使自己发现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老板的可能了吧？开始还想和吴姐联手干，但赵佳这个公司合股干的失败教训提醒了她。既然自己不缺乏资金，不需要人帮衬，何必非要搞一个人来监视自己、挚肘自己呢？小奶奶常说七七八八偷条牛，不如一人偷条狗，爷爷做生意时就是自己干的。吴姐也说过，一切一个人说了算就不会有扯皮事。所以尽管吴姐对自己有相助之恩，也提出过入股的要求，但她最后还是决定让吴姐为自己打工，尽管她觉得这样做有点儿失信，也有点儿对不住吴姐。
至于那个处处以救命恩人自居，与她有点儿亲戚关系，在生活上一直无微不至照顾她的赵姐，她就不打算让她参与家好家政公司的事务了，尽管赵姐每次过来都要指手画脚，一副当家人的样子。她知道赵姐也很想过来，因为她一走，赵姐那个护理中心就有可能垮。
说起高真与赵姐的相识，也颇有戏剧性。
那天，她拿着吴冷兰给的名片，按吴冷兰的指点，来到不远的一个政府机构办的家政公司。那天正好是周六，负责人不在，只有一个工作人员。那人听了高真的自述以后——按吴冷兰的建议她没有竹筒倒豆子，而只是讲了自己当过五年护士，来鹏城时遭到抢劫，现在分文没有的情况——很同情她，但又表示为难：一是到这个家政公司要求安排工作的首先要交50元培训费，这是最起码的；二是她们公司没有护理项目，不好安排她这个专业人才。那个值班人员还真不错，虽然没收留高真，但指点她到不远的一个叫喜月的专业月子护理家政公司去。
出门右拐便看到了喜月专业月子护理的灯箱。这个公司在一栋民房的二楼的一套房间里，客厅是办公室兼接待室，两个房间一间护理人员住，一间管理人员住。
赵佳接待了高真。复述了一遍自己的经历后，赵佳当即收下了她，因为她们太需要这种人才了。
喜月家政公司是三人合股的公司，赵佳是股东之一。但这个号称专业月子护理中心的家政公司，却只有赵佳有一份中等专业证书。另一个股东只管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一点护理知识也没有。还有一个股东干脆不打听公司的事，只管等着拿分红。但这个公司开办了两年，一次也没分过红。不仅没分过红，还面临亏损的局面，要不是雇主预交的护理人员的工资，可能连流动资金也没有了。
喜月家政十余个护理人员的最高学历是中专，这个自称大专（实际是大本）的有着十几年妇产科经验的专业护理人员的到来，给这个公司的振兴带来了活力。她不光能自己做护理，还能讲课，甚至被请到别的家政公司讲课。仅仅一个月，赵佳就看出了高真的潜力，便动员她也入一股——技术股。于是，一个小小的家政公司有了四个股东，三个股东做实际工作，每搞一点事情，都要三个人做决定，谁也不能单独去决定一件事。而且每做一件事都要去顾及别人的感受，高真有一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
戏剧性的是，由于也成了股东，身份从护理人员上升为管理人员，睡觉也从护理人员房间搬到了管理人员房间，与赵佳的交流就增加了，逐渐家长里短地开始闲聊了。有一次，赵佳讲到她在苏州有个表哥叫高山。高真一听，咦？这不是我哥的名吗？就追问她高山的妈妈叫什么，赵佳又报出一个名字。咦？这不是我妈妈吗？问她表哥的妈妈是她的什么人，赵佳回答是表姨妈呀！
原来赵佳的外祖母与高真养母的母亲是亲姐妹，那么赵佳的母亲与高真的养母就是姨表姐妹。由于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苏州，已经多少年没有来往了。赵佳也只知道有个表姨妈在苏州，但并不知道她们住在何处。这无意中的一句话，找到了表姨妈，也拣了一个妹妹——赵佳比高真大几个月。两人分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成都和苏州的妈妈，给两个老姐妹牵上了线。两个老姐妹在电话中尽诉思念之情，赵佳对高真的照顾也从友情上升为亲情。
高真右手被摔断过，当时处理的不太好，留下了后遗症，不仅阴天下雨疼，而且不得用力，稍不注意用了力，就会红肿疼痛，因此洗衣服根本拧不干。在家里时有洗衣机，有妈妈，在这里却只有用手洗，她只好用左手攥一把了事，搞的大件衣服好几天也干不了。后来赵姐就担起了为高真洗衣服的责任。
收留、入股、认姐妹，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化，赵佳自视为高真的保护人，在高真面前越来越不拘小节。从用高真的东西不分你我，到用高真的钱不分你我。每次高真讲课得到的劳务费，除去交给公司的之外，余下的赵姐就自作主张拉上一帮人到饭店山吃海喝一顿，点菜时专拣贵的点，像花自己的钱一样。有高真在公司顶着，赵佳白天跑到网吧一泡就是一天，与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瞎聊。晚上，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地会男朋友——赵佳早就离婚了。高真怎敢用这样的人做左右手啊！别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就是亲姐也不行啊！她可以给她一笔钱，但却不敢重用她。
赵佳对高真的另起炉灶不以为然，以为她不过是心血来潮玩一玩而已，所以，也没把高真到另一个公司走马上任看成是多么严重的事。而且她认为高真刚刚涉足家政才几天，连个皮毛还不懂，像生活上依赖她一样，工作上肯定也要请教她。因此，每次到家好家政公司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向高真和吴冷兰发号这个施令，那个要求，晚上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让高真回喜月吃饭睡觉。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以至有的钟点工以为平时只有吴冷兰一个人当班，高经理只不过按时过来看看而已；而待岗的家政工却以为公司又增加了一个新经理，权力在高真和吴冷兰之上呢。
碍于友情和亲情，高真尽管反感赵姐的一相情愿的指挥，但也不好说什么。特别是在她还没有从喜月撤股之前，她的双重身份还只有赵姐一人知道。赵佳知道高真的财力和专长，她要一撤股，喜月就完了，所以她要千方百计留住高真。实在不行，她自以为凭她俩的双重关系，高真还不会在家好家政公司给她安排一个重要职位？赵佳的这些心理活动通过她的行动已经昭示的一清二楚，高真心里明白但自有主张，所以这几天暂且由着赵姐。
东想西想，高真不知何时睡着了，一觉醒来时，赵姐照例已经帮她洗好衣服，作好早饭。这几天早饭也花样不断，今早是汤圆鸡蛋。昨晚睡得太晚，根本没有食欲，可赵姐眼睛盯着非让她吃下去不可。她知道赵姐的用意：离开了我，没人会这样无微不至地关照你。
高真管不了那么多了，虽然昨天晚上有点动摇，可睡了一觉醒来，又感到信心十足了。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还是勇往直前吧！她抖擞起精神，又乘上了往公司去的中巴。
吴冷兰晚上发出那条短信后也久久难以入睡。她记得高真挣了第一笔钱后，来看她时说的那句话：吴姐，给别人干永无出头之日，只有给自己干!你留点儿心，条件许可时，咱们租个台子自己干。正因为这句话，她开始留意起自己干的事情。后来通过电话她又得知高真在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印证了以前她说过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想到既然如此，何不动员高真来买断这个家政公司呢？那时，这个公司由于李云的管理混乱，毫无章法，不舍得投入，已经显出颓势，商总的最后通牒是五月份上半个月补齐四月份的费用，五月底必须交齐当月的费用，否则交出公司或搬到别处。李云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操作方法根本挽救不了颓势，一度她还想动员当时搜罗的那些“客户主任”凑钱买断这个公司，但没有人响应。谁敢相信一个整天歇斯底里的女人呢？
吴冷兰从买断这一说上看到了挽救家好家政公司和做自己的事业的希望。她深知接收这样一个老公司，遗留问题会很多，但没想到会这样多，也没想到高真会以独立的身份承包，把她作为一个打工者。记得那天高真拒绝了她投资合伙的要求后说过，她要做的是月子护理，对于一个刚刚涉足家政的新手来说，能否做成功她没有完全把握。虽然从理论上来讲，鹏城的月子护理市场很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喜月家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开展月子护理项目，在宣传、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比普通家政要大的多，一点儿钱是不够用的。一旦赔了，她底子厚能赔得起，吴冷兰是赔不起的。但作为打工者，即使她自己不挣钱，也不会少了吴姐的工资。
吴冷兰当时觉得高真说得蛮有道理，是替她着想，但又觉得哪儿不对劲。
嗨，不想了，事已至此，高真继续干也好，放弃也好，她一个打工的怎么都好说，大不了换个地方再干。她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才智，有教书、干工会的经验做底，有当过几十天保姆的经历压腰，会说会写会电脑，找个同样的工作不难。现在这个社会，饿不死人，只是挣钱多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