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有才能的去科举，没能力的走关系。显然种放是想通过“以隐求名”的方式进入体制内，太宗时他失去了一次入仕的机会，换来了三十年的清贫生活，代价太过沉重。如今真宗朝一个小小的九品官，种放竟然接受了，忘却了当初“恪守隐节”的崇高理想。支招的张贺善也是一文盲，若不然怎会在地方工作，与种放结交的人竟然史上无名，足见其觉悟低下。纵观种放入仕的艰难过程，他不谙官场之道，梦想着一步到位，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加官晋爵人所愿也，前提是需要进入仕途体系。科举落第，又不是打江山的功臣，凭什么上来给个中高层干？那让全国的中高层情何以堪。
进入仕途体系内的种放学聪明了，官路青云直上，历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做到了朝廷建设部“二把手”，对他这个毫无根基的人来说算是到顶了。宋太宗说他是“山野之人”一点没说错，当上了高官的种放飘飘然，老毛病又犯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迷上祥瑞，全国各地找。一次西祀，路过种放家，其时种放大哥去世，种放居丧在家。走到半路上宋真宗犹豫去不去西祀呢？召种放来给参谋参谋。种放接到圣旨急忙赶去见官家。真宗大喜，拉着种放的手登上鹳雀楼，邀请他同去长安西祀，敢情是宋真宗想他了。
种放建议，此去长安有三件事不便，扈清跸（道路戒严）、行旷典（制定前所未有之典制）、文颂声（作文歌功颂德），请官家免了吧！真宗同意。西祀结束后，真宗又邀请他一起回京城，种放因为居丧没去。临走时真宗把话撂下了，不用等多久，必召你回京。把大臣们气得眼睛血红血红的，遂有高手出现杀其气焰。大臣先派人对种放说，官家召你回京也就那么一说，你定要恪守隐节。种放深以为然。真宗回到京城果然下了诏书召种放回京。大臣就说，现在召种放他必然辞勉，久而不召，他一定会将自动乞觐，不信打赌试试。真宗不信，下诏，果然种放没来，写了一封问安信。半年之后，报告称种放乞见皇帝。真宗大骇，当时召你你不来，现在不召你居然自动送上了门。忙召见当初那位大臣问道，为何你如此料事如神？大臣斩钉截铁地说，官家没看明白吗？种放为人强持隐节，岂是隐遁之人，无非沽名钓誉而已。他知道现在朝廷宰相位置空缺，才乞觐的，目的不单纯。于是，真宗批示种放所请宜不允。赐银一百两，给你个面子。种放悲愤交加，当年就去世了（《玉壶清话》）。
种放的“三把火”玩火自焚，他的仕途失败，是因为破坏了官场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
宋代重文轻武，文官位置显耀，有不成文的秩序规则。最显耀的当属科举中的进士科，其次是科举诸科，再次是恩荫，最次是特召，大致有这么一个划分区间。北宋仁宗朝国家科举制度已然完备，对于人才的选拔更加严格，宰执多为科举进士科前三等出身、如韩琦榜眼出身、王安石进士第四名、王圭榜眼出身等等。特召为宰执的，要么才华盖世，要么政绩斐然，如晏殊、富弼等。太宗时宰相吕端恩荫入仕，处在他下面的寇准科举入仕，吕端虽是老臣，因两人出身不同，自觉得矮人家一截儿，所以极力推荐寇准。宋太宗选择了两人轮流执政的方式，以此来保持科举与恩荫的平衡秩序。诚然在武官方面同样存在这一秩序，以武举进士科出身为荣，靠真刀真枪打仗上来的毫无优势，譬如仁宗时枢密使狄青，干了不到四年被排挤下野。
有本事的去科举，没本事的靠恩荫走关系，从入仕途径来看特召是最疏远的一种，不算正规军。特召入仕的官员是朝廷的需要，可能并不希望你有所作为，只是花钱供养用来装点门面。特召官员的仕途如履薄冰，加官晋爵容易引起士大夫的诟病。论才华、论政绩、论觉悟必然超出其他官员，达到服众的程度，你的路才会走得坦荡，很明显种放不具备这个素质。再因曾经有一次入仕“污点”事件，让所有士大夫看清楚了他假道学的面目。民间一隐士，年岁不小了，再加上皇帝亲善他，做到工部侍郎，大家都可以理解。再想往上进阶，士大夫们必然群起攻之。种放的根基薄弱，不像特召入仕的晏殊、富弼，在朝经营多年，老人仅剩他们几个了，登堂入室无可厚非。种放的根基薄弱直接导致了他不可能再进一步，其他大臣混迹半辈子有很多未能坐上侍郎职位，才华不盖世，政绩不斐然，凭什么你一上来就给你这个位置？而后故技重施，以隐求晋升，精神方面士大夫对此等官员表示强烈排斥，因为种放是不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官场是由若干个圈子组成的帝国九连环，文官一大圈、武官一大圈、吏员一大圈。文官里又有进士圈、恩荫圈、特召圈、皇室圈、太子党圈、学术圈、文坛圈等等，圈外的种放被士大夫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了。
3.形象与印象——混也需要智慧
陶谷公然索贿、种放以隐求名，无论成功与否，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的日子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学习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内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致仕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磨勘形象与印象大不相同，恰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形象支撑了他人对你的印象。主官聚会谈论起新来的进士们，某某内敛、某某稳重、某某嘴上没把门的云云，他们根据什么评价这些新科进士？无疑是新人们各自展示出的形象给了领导们一种印象的表述。宋神宗时皇家歌舞团里有个叫王迥的，人品轻狎，能力一般，但长得帅气逼人，有首歌唱的“奇俊王家郎”就是他。宰相蔡确举荐他为监司（纪检官员），神宗急忙问，你举荐的人是“奇俊王家郎”吧？是的话，朕准了。宋神宗很快地答应了蔡确，因为他对王迥的印象很好，花瓶的作用就是用来装点门面。无独有偶，到了哲宗时，蔡确举荐了当时博学有名的袁应中。这人学问没得说，只是长得太难看，肩胛畸形，面多黑子，给人的感觉是他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干得出来。哲宗一瞅，太寒碜了，下去吧！袁应中愕然而退（《萍洲可谈》）。同样是举荐，王迥与袁应中仕途相去甚远，一个在仕途游刃有余，另一个可能一辈子难以入仕，原因是表现于外在的形象给了皇帝不同的印象。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甲子科，福建晋江人曾公亮考中了进士甲科。这一届的科举状元本该是宋祁的，代替宋仁宗执政的彰献太后以“不欲以弟先兄”为由，乃擢宋庠为第一名，宋祁居第十名，因此兄弟两人有了“双状元”之称。叶清臣考中榜眼，他是宋代著名史料《石林燕语》笔记作者叶梦得的曾叔祖。探花是苏州人郑戬。其他进士有曾公亮、余靖、胡宿、苏涣（苏轼伯父）、程浚（苏轼舅父）等人，其中官位做到宰相的大有人在，福建晋江人曾公亮值得一说。
时年二十六岁的曾公亮下了地方磨勘，做两浙路越州会稽县的知事（今浙江省绍兴市）。上任伊始曾公亮表现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政治决心，“初试吏，即能听决狱讼”。刚一上来曾公亮就能独立断案，这对新科进士诚然不易，要知道圣贤书有“隐恶扬善”的缺点，教学生们的那套理论与实际相去甚远。年纪轻轻的县太爷对民间案情的逻辑、是非、利益看得颇为透彻，这点值得称道。诸多县太爷喜欢坐在大堂，周围接触的不过三五衙吏，久而久之与民间现实脱了节，从而有了那些哭笑不得的故事。对现实能有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何况独立断案。譬如《鹤林玉露》载，国子监将士余曩经常行走于王侯将相之门，对市井一点儿不了解，于是闹出了笑话。有次余曩买了一担柴，花了个天价，六百贯，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担柴了，吏员们大感震惊。故事的结尾，作者罗大经发表了感慨，“窃叹士大夫所见不如此卒多矣”，像这种士大夫，除了咬文嚼字，不事生产，不如寻常衙役的委实是太多了。
曾公亮独立断案的政治才能达到了“吏莫能欺”的程度，树立了精明能干的县长形象。不仅如此，曾公亮勤政爱民的一面尤为突出。当地农民依靠鉴湖灌溉农田，然而鉴湖经常水满则溢，淹没大量禾田，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一现象，曾公亮着手治理，组织人力物力在鉴湖附近的曹娥江堤修筑了“斗门”，其作用是“泄湖水入江”，由江引入东海。如此一来，水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民受其利。
曾公亮不断表现着积极向上的热忱，尽了地方官的责任，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节骨眼上曾公亮犯事了，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污点。《宋史》载曾公亮做会稽知县时，“坐父买田境中”，发生了“强买民田”的事情。曾肇（曾巩异母弟）著《曾太师公亮行状》对此事的记载与《宋史》大致相同，会稽任内强买民田铁证如山。
《宋史》说是曾公亮的父亲干的，《曾太师公亮行状》说是曾公亮的亲戚干的，说明强买民田的并非曾公亮本人，属于官员家属犯错误。不管谁干的，总之曾公亮受到了牵连，“谪监湖州酒”，贬谪到了湖州监湖州酒务，未免令人扼腕叹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转瞬即逝。组织上有心提拔，碍于此事的影响，只能等待了。数年后曾公亮才进入京城，入中央任国子监直将，皇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距离强买民田案已过了二十四五年，可谓影响深远。
仕途“开门红”阶段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强买民田案，对曾公亮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件事，以他的政绩应该很快晋升成为州、府的主管，而后调入朝廷再混几年，复制寇准三十三岁为相的神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后院失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官员，很多人身正不怕影儿斜，叵耐祸起萧墙，被人抓到把柄，那么仅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死得憋屈，要么死得壮烈。再多的政绩与道德的污点在中国官场难以达到平衡。就好像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恶事临死前做了件好事，人们会说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反之，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善事临死前做了件恶事，我们说他晚节不保，与“贞女失节不如老妓从良”的道理相同。
后院起火是极为严重而且难以解决的政治荆棘，有太多的官员败在了这点上。官员本人清正廉洁，保不齐家属不拿钱，教育好了家属，保证不了门客幕僚不犯错。期望所有官员都像包拯遗言中说的“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那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家属问题值得每位官员重视，本人可以抵御糖衣炮弹《宋史·包拯传》：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的进攻，难保家属、门客、幕僚也可以，到时候他们所作所为的恶劣影响，朝廷及民间会一并算在你头上，由你的仕途埋单。曾公亮任翰林学士后仕途晋升明显加快，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政。宋神宗时期以仁宗朝老宰相的身份鼎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召王安石犹豫不决时问他，王安石历经两朝，今以有病为由累召不起，是真有病在身还是有所要求？曾公亮说，一定有病在身，要不然不能不来京城。另一位宰相吴奎说得更直接，王安石与韩琦有隙，所以才不肯入朝。我与王安石在群牧司共事过，王安石刚愎自用，所论阔迂。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曾公亮力挺道，王安石宰相之才，吴奎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考察王安石新官入仕的前几年，所作所为确实比曾公亮靠谱。
4.如何为政绩加分？
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原本是状元，因为考卷中有章句犯了忌讳，销去魁首，谪为第四。状元是知贡举（主考官）晏殊的女婿、时任知制诰的杨察的弟弟杨。王安石头三年磨勘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即扬州知州麾下的小职员，当时他的领导是庆历新政“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刚刚入仕的新科进士获得个闲职能干什么呢？《邵氏闻见录》讲得很明白，一次，王安石通宵读书，困倦眯了一会儿，再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
王安石急忙去府衙点卯报道，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见二十五岁的王安石这个样子，怀疑他“夜饮放逸”。韩琦拿出领导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王安石默默无语，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
“夜饮放逸”这四个字概括出了多数新科进士的生活状态，也是上级们对新科进士的集体印象。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王安石那副纵欲过度的模样就知道昨晚说不定去哪儿眠花宿柳了。新科进士一旦给上级留下“夜饮放逸”的印象，必然对仕途有所影响，不说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完全可以想象到，假如单位有空缺，几位上级商量选谁补缺，一位提到某某，另一大员说那小伙“夜饮放逸”。言下之意谁都明白了，考虑考虑其他有正事的主儿吧！
被疑为“夜饮放逸”的王安石当时在通宵达旦地学习，写了一本书，出版了，名曰《淮南杂说》。该书属于思想学著作，其内容今已散失，仅留下了“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在《淮南杂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札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有“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北宋中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黄金阶段，诞生了著名的理学，主要有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朱熹闽学及陆九渊心学（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又称“陆王心学”）等。《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开宋理学的“性理论”之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