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一直在地方工作，五十岁时始得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名头响亮，但不是实权官职。在京城过得比较清苦，喝酒狎妓通常是欧阳修埋单。收到前宰相给的大鹅，梅尧臣没什么可回赠的，来了文人那一套——赠诗：“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把前宰相一通埋汰，惹得宋庠老大不高兴。
文人士大夫之间赠诗，属于应情应景必须要会的一套，否则你就不是士大夫，同事们会瞧不起你的。士大夫说来话长，简言之读书人称为“士”，岁数大了就叫“老儒”。光读书没做过官，只能叫“士人”。做过官没读过圣贤书的如武官、医官，也不叫士大夫。得是既读书又做官又有一定的文学造诣与政绩的，才是名至实归的士大夫。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全是士大夫出身，读过书、做过官、文学造诣深厚、有一定政绩。
宋代最著名的士大夫互赠诗，应属欧阳修与王安石。欧阳修年长王安石十四岁，欧阳修为文坛领袖之际，王安石刚刚崭露头角，两人神交十余年，仁宗皇年终于在京城见了面。时年四十七岁的欧阳修无法掩饰对后生王安石的欣赏，宴会上诗兴大发，当即写下《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答赠《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两位文坛泰斗的一次面对面碰撞。赠诗如同两个业务员见面互赠名片，只是表面的东西。当然有的士大夫诗文写得非常好，赶上个年节假日能充当金银细软赠送给同事或领导，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许洞就干过“卖诗”的事儿。
许洞文武双全，可惜一生仕途落拓，仅做到了乌江主簿的低微位置。许洞喜欢喝酒，欠了一屁股酒债没钱还。酒家催债，许洞说再赊几斤，而后喝得酩酊大醉，提笔在墙壁上写下数百言诗句。不明真相围观的群众惊呼有才，就有人出钱买他的诗文。许洞当即卖了诗文，还了店家的酒钱。许洞有个外甥名气很大，就是北宋著名科学家、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宋仁宗景年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余靖等人被诬为“朋党”坐贬，这场政治斗争意义深远，少壮派向老宰相吕夷简发起进攻，但终究不是对手，四人被贬出京。其时著名书法家蔡襄为四人鸣不平，写了一首《不肖诗》，人人争相传写。书商发现了这一商机，竟然把蔡襄的诗刻印成书投向市场，具体挣了多少钱不清楚，但“颇获厚利”，应该不在少数（《渑水燕谈录》）。
赠诗文属于士大夫之间的一种关系交流，算是“雅贿”的一种。尤其文坛上有一定名望和造诣的官员，写得好的确价值千金，省了不少人情钱。赶上哪位领导摆寿宴，直接送诗了事。没有文学才能的人，想要维护或与领导建立关系，只好大出血了。
《归田录》载吕蒙正为相时，有个士人向他献礼，想走后门求得一官半职。士人献上古玩，是面镜子，相当神奇，据说能照两百里，反射面和映照面十分广阔。故事中未提到镜子价值几何，推想应不菲。宋代的铜镜以消耗多少铜计算，每两铜400文。从出土的宋代铜镜来看，手掌大小的镜子重在300克左右，大一点的三斤左右。士人给的铜镜是古玩，所以价值自然比其他铜镜高，可能是他的传家宝，拿出来换个仕途明朗。没想到被吕蒙正拒绝了，他说我脸不过碟子那么大，这镜子能照两百里，给我有何用？
宋仁宗时还有给大员送礼失败的，《梦溪笔谈》载孙甫官至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有人给孙长官送礼，一个砚台，价值三十贯。孙甫就问什么砚台这么贵，送礼的说砚台以石质润泽为上品，这砚台呵口气就有水流出来。孙长官当即说道，一天呵出一担水，也不过才值三个大钱，我要它有什么用？孙长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拒收了礼物。当时普通砚台的市场价在百文左右，相比其他砚台，送给孙甫的不算贵，一千贯的也有。
9.新官的对手是旧吏
做官即是脱离布衣百姓的身份象征。新科进士经过唱名、释褐（授官）、赐绿袍、赐笏（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有玉的、象牙的，也有竹片的，作用类似便笺，把要奏之事写在上面，省得忘）等程序，标志着正式进入仕途，神宗熙宁六年，经过变法国库充盈，对于所有新科进士赐钱，始诏“进士科及第赐钱三千贯，诸科七百贯”。三千贯什么概念？《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有口祖传的宝刀，想典卖三千贯。
新科进士大可不必以为这笔钱是作为下地方的盘缠，宋代有一套严格的上任制度。宋承唐制，规定“诸外官授讫，给假装束，其千里内者卅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者八十日”。根据上任地点不同给予不同的到任时间，如果不赴任或迟到，唐代最高可判处徒刑，宋代“罪止杖一百”，揍一百棍子。拖家带口上任的官员朝廷赐给“驿券”，通过此券可在驿站免费吃喝。高级官员赴任地方的，朝廷给予搬家船。
然而，新科进士下地方，在州府工作通常是闲职，如王安石进士及第被任命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淮南。官名一串，读着很吓唬人，实际上不是多大干部，即扬州知州手下的小科员，对于新官来说下地方的优势远不如京城那么明显。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一直在地方工作，最后落得“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的经济处境。如果在基层（知县事），新官要面对当地的胥吏，这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事时，立下规矩，有民犯法，先吃一顿杖脊。一罪犯为逃脱杖脊之苦贿赂吏员，吏员出主意说大人必让我先审问，你呼号自辩，我自有办法。果然包拯让吏员先行审问，罪犯大声说自己冤枉、没罪、是清白的。吏员厉声呵之：“但受杖脊出去，何用多言。”堂上的包拯一听应该是我发号施令才对，哪轮到你个小吏，分明越权了。包拯急忙喝止，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员气焰。
铁面无私的包拯对吏员仅仅是压制，张咏则直接来狠的。
《鹤林玉露》载张咏任崇阳县县长时，一吏自县衙财政部出来，鬓旁巾下藏有一枚铜钱，被张咏发现了，一看就知道是府库的钱。张咏不由分说杖之。
吏员叫嚣说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县长提笔判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判完刑直接拔剑给砍了，然后给上级奏表弹劾自己管教不严、治理无方云云。任益州知州时，再次遇到了吏员犯罪。张咏命人给他上枷锁。吏员威胁说，给我上枷锁容易，但我告诉你脱掉枷锁那就难了。言下之意是说你得好好斟酌，胥吏并不把你官员放在眼里。张咏说，脱枷锁有什么难的？我这就帮你脱掉。抽剑砍之，吏员脑袋直接从枷锁上掉了下来。
这两则小故事足见官与吏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官吏在秦汉时期等级相同，后逐渐分道扬镳。吏员因无品秩，虽属政府员工，但政治身份与官有着天壤之别。吏员是连接人民与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上层政权在官的手中，基层政权掌握在胥吏手中。宋代元丰改制之前，吏员没有工资，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靠坑害百姓，所以官与吏的斗争层出不穷。
王益任福建路建州建安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县）主簿，知县的副手，遇到过一次吏员抗税事件。收税时老百姓不交税，不仅建安如此，整个建州的下辖县情况相同。王益经过调查发现了“孔目吏尚不时入税，贫民何独为邪？”，在衙门口工作的吏员尚且不交税，老百姓凭什么交税？该现象折射出了不公平的现实。王益也采取张咏的方法，把不交税的孔目吏重打二十大板。孔目吏吃了板子，三天之内交齐税款，收税的问题迅速解决。
无论王益、包拯还是张咏，都对犯罪吏员手段狠毒，绝不姑息。他们是官的代表，代表着广大体制内的官员利益，对于官僚体制外的人他们有着严格的界限，说到底官与吏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吏员要依附官员才能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反之官员也要倚仗吏员的辅佐来管理全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也离不开谁，谁又都不服谁。新官上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平胥吏，其次是乡绅、富户、望族等等。地方上任荆棘遍地，新官的靴子能否走得踏实，走得长远，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10.武臣的手段是“明抢”，文官的手段是“暗夺”
地方上的新官较为清贫，不及留在朝廷的官员待遇优厚，但地方大员活得滋润。
如前文所述，寇准饮酒狎妓是在知邓州时，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把仕途积攒的半辈子的钱随意挥霍。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下了地方，同样“广置田产”，称为“义田”，以抚恤自己的亲族。当时宗族内尚有九十口人，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给发钱。如嫁女给钱五十贯，娶妻给三十贯等等。
州、府、军、监领导乃至路的转运使，处在山高皇帝远老子说了算的位置上，每年向上汇报工作，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即可。做到路一级别的官员再往上升只有进入朝堂成为宰执，如不能进入决策层，进了朝堂反而毫无意义。州、府、军的长官晋升同样存在很大的瓶颈，做转运使一方面需要才干，另一方面竞争甚是激烈，不如做一方土皇帝来得实惠。
宋代因为强干弱枝的政治制度留给地方的财政空间不足，即便如此，也有官员搞出了花样。
朝廷给予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公使钱（或称“公用钱”），类似今天的招待费，中央有，地方也有，确保一碗水端平。患多不患寡，不患寡而患不均，官场的沉浮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公使钱或公用钱是宋代财政的节点，也是目前尚未研究清楚的一个概念。
《宋会要辑稿·礼》载：“中书宰臣月各给厨钱五十贯、参知政事三十五贯，枢密院每月东厨三百五贯、西厨二百七十贯，三司每月三百贯，学士院每月厨钱百贯等。三京及诸道州府军监旧皆有常数，并准宣定支，计月均给，知州、通判或职官上历同支。”总之公使钱作为招待费已然数目巨大，但朝廷的补贴远不及地方独自的创收。
腐败如同寄生虫，以帝国血脉滋养，又虹吸帝国的营养。朝野腐败会导致纲纪凌乱风气不正，军队腐败则会有巨大的破坏性。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侬智高叛宋建立“南天国”，在西南一带闹得很凶。狄青没有赴前线之前，当地官员无法抗击。邕州知州宋克隆不能平乱，又想着怎么得到朝廷赏赐，联合多名前线官员如溪洞都巡检刘庄、宾州推官王方、钦州灵山县主簿杨德言等人干了一件缺德事，杀逃民诈称斩获敌人，以此冒领朝廷的军饷。事发后，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流放千里，永不录用。
宋克隆发了一笔国难财，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乱时“杀逃民诈称获贼”的比比皆是，不足以证明地方大员的优势。和平年代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宗亲曹翰，是一员血战沙场的将领。曹彬入蜀时，曹翰为西南诸州转运使，负责大军补给工作。灭南唐时，曹翰为先锋。曹翰文武双全，诗写得极具气魄：“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宋太宗经常吟咏曹翰的军旅诗，以追慕当年峥嵘岁月。曹翰任幽州行营都部署，利用自己的军队在当地开黑市赚钱，《宋史》载“征敛苛酷，政因以弛”，竟然到了卖兵器的地步。军中高级军官私自贩卖武器，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足以致死。宋太宗念他劳苦功高，贬谪汝州，以示惩戒。
宋克隆、曹翰仗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优势，利用国家资源中饱私囊，上过战场的武臣搞起经济建设确实不手软，考其做法过于粗野，缺少含蓄。同样是武臣的果州团练使张亢的做法显然技高一筹。张亢不杀民不卖武器，通过放贷取息的方法搞经济创收，他“假官银”为己所用，原始资本是朝廷的钱，来了一招“空手道”，现在我们管这种做法叫“挪用公款”。
武臣的手段是“明抢”，而文官通常是“暗夺”。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时任刑部员外郎任颛知潭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市长，文官出手隐蔽性极强，但杀伤力很大。时有来自广州的大珠宝商死在了潭州，任颛一看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找到本路路转运判官（副省长）李章，两人同流合污。
宋代商业发达，商业税首次超过了农业税，成为帝国重要经济支柱。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宋代有一套完备的财政系统和商业税收系统，如中央财政最高部门三司，地方有都转运司管理财政。管理贸易，中央有榷货务，地方有榷货司、市舶司（海关）等。任颛与李章销毁了珠宝商上税的凭证，从而以偷税漏税为由没收了珠宝商的财产，得到珍珠80两，恰好是5宋斤。
这位广州珠宝商曾在广州用一千贯购进货物，贩卖到京城卖了3000余贯，价格翻了两倍。当时他用1000贯买了5斤珍珠，合每斤200贯。这是成本价，不是市场价。很不凑巧这次广州珠宝商病死在潭州，任颛与李章两人“籍其财”，把所得的五斤珍珠“贱市之”。一个是管地方的市长，另一个是管财政的副省长，他们对珍珠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之所以贱卖是急于出手，兑换成现钱。给他们打个折，低于市场价出手，怎么的也得两千贯吧！仁宗朝米价每石300文钱，等于360？600元人民币，一贯是900？1500元人民币，2000贯相当于人民币180？300万左右。两人一合计把珍珠贱卖，钱财“按劳分配”，又找了个借口弄死了珠宝商的儿子。
宋克隆、曹翰、张亢、任颛等等，文臣也好武臣也罢，他们在地方为虎作伥，并且事发后能够全身而退。他们在犯罪后有个共同特点：为什么没有诛杀责任人以示天下，仅仅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句江湖术语给了我们启示，该现象正是它的延伸与折射。在地方待久了，建立了稳固的组织关系网络，好比身体某处发了痈疽，处理的方法并非要割掉烂肉，而是寻求另一种使其不至于扩散坏死的补救方法。强龙之所以难压地头蛇在于地头蛇众多。再次绕回到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上来，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恰因有若干个地方的支持，所以才有了朝廷的独一无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两者本质上相同，龙的退化就是蛇，同宗同源，无法分割。地方优势在于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的政治力量存在。朝廷对他们的处理态度十分明确，照顾到地方势力，首先要照顾到地方的人事。归根结底是平衡官与民的物质利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利益。
官场，最大的沉浮无外乎“平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