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谁把中国捧上了天(5)

按原则，中外双方的出资是一比一，但也要看对方的情况，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宏告诉笔者，在发达国家，外方的资金投入往往要比中方高出许多。具体对于他们而言，汉办每年提供给他们的经费是10万美元，而英国教育部一开始就向中国研究中心和孔子学院提供了500万英镑的支持。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DavidY.S.Lou也告诉笔者，他们学校出的经费远比汉办多，“几乎多一倍”。

孔子学院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对孔子学院的评价。

这无疑也是中方最希望达成的战略目标。DavidY.S.Lou是一名华裔，生于浙江，年轻时去了美国，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和教授。这种身份使他成为孔子学院院长的最佳人选。“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对中国政府、中国人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平常也看不到中文报纸，而西方媒体有时候比较偏，所以很需要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他说，“但是以往中国官方的宣传很难让他们接受，而通过孔子学院其效果要好很多。”

刘宏通过孔子学院组织了600名英国大学生来中国参观，让他们走进工厂、社区，走进中国人的家庭，“回去后我们做了问卷调查，85%以上的学生表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表示要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行业或者学习与中国相关的科目。”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促进了国际话语体系的转换。”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告诉笔者，“传统的宣传方式，总说我对、我正确，少有互动。没有互动就不会产生共鸣，就不会有交流，人家就不跟你合作，最后还可能反对你。孔子学院提供了一张很好的平台，让中外双方坐下来，甚至一个地区、全世界都坐下来。讲好了我们是坐下说的，不打架，大家心平气和的。这样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沟通，最终就像奥运五环那样，有区别，有重叠，最终实现和谐。”

在孔子学院，确实有很生动的互动。席格伦组织过“中国文化日”活动，展示太极拳、中国茶道、书法等，“各种各样的，一个文化大拼盘”。参观者表现出很强的兴趣，尤其茶道课大受欢迎，有40多人参加。洗茶、冲茶、泡茶、品茶，大家看得饶有兴致。在品尝安溪铁观音、苏州茉莉花、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等名茶的时候，老师还道出了中国茶道深层的人文含义：“茶有道，心无界”，一饮其茗，二饮甘露，三饮含英咀华？”

至于中国以政府的力量推动对外汉语战略的质疑，许琳说话直率：“不同的声音肯定有，比如担忧外国说我们搞文化输出，造成威胁论。实际上，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我就要说，我就要输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没有断，是因为我们的包容性，我们是一种‘和’的文化，是一种好的文化，干嘛不说呢？”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一方面借助孔子学院往外推广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和就业。

如果不是自己表明身份，你一定看不出眼前这位叫宋姃殷的女孩是外国人——婉约的东方面孔，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一手隽秀的汉字，与中国人毫无二致。

事实上，她来自韩国，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一年级博士生。足以迷惑中国人的中文能力是她修炼多年的结果。7年前，当她的同学纷纷选择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她却选择了中国，先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然后到人大读硕士，硕士毕业后又考上了博士。

在中国人民大学，像宋姃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留学生有许多。但他们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石佳友向笔者介绍，人大目前在册的留学生有1576名。

这个数字放在北京市的各个高校中并不突出——北京招收留学生数量排名前三甲的是北京语言大学4439名，北京大学3354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785名。

再把范围扩大，全中国共有多少像宋姃殷这样的留学生？数字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2008年在华学习的各类留学人员总数为223500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22万这个数字也会很快被抛到身后。“教育部将大力支持各高等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年在华留学生总数达到50万的目标，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2009年12月，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告诉笔者。

曾几何时，中国人削尖了脑袋去海外留学，如今，中国也逐渐成为了留学的目的地。这看起来也是中国软实力提高的迹象。

事实上，在2007年的时候，国外学者不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软实力的提高，而且还有了研究成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约书亚·柯兰齐克在在5月28日出版了新书《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该书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软实力如何在亚洲及整个世界发展的思路，也提示美国政府要正视中国影响力提升的现实。

柯兰齐克可谓另辟蹊径，不去研究中国GDP的增长和军事实力的壮大，而是集中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外交这十几年来变得“更加成熟了”，“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积极接触发展中国家。它主动融入当地经济、贸易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曾经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经济学家》报道东南亚和中国事务的柯兰齐克有着丰富的亚洲经历，他注意到了孔子学院，认为中国注重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交流。“中国成功地唤起了东南亚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泰国。三十年前，泰国人学习汉语还是非法行为。现在，中国密切与泰国交往，整个氛围都改变了。泰国的政客纷纷以渲染自己的华裔祖先、传统为傲。泰国前首相他信在任时更是多次访华，努力推动泰中之间的经贸与文化往来。”

不过，他论述的重点并非在此。他主要是论述了中国在近10年中如何利用援助、贸易、投资等软实力外交策略来打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疑虑，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巩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东南亚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所做的很多事情，如鼓励国际交流、加大对外援助力度等，都是美国所欠缺的。”

应当说，柯兰齐克的观察很准确。的确，在他的新着推出的前10年，中国对外政策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这种转折很清楚地体现在对外援助领域。

着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曾向笔者谈起这种转变，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后，1997年应该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中国较少参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通过双边渠道和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援助，对韩国等国提供40亿美元援助。“1997年是一个重要起点，中国开始由单纯受援国转变为出资国。”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的邻居们对中国颇有芥蒂，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威胁他们的安全。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邻居们的疑虑。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中国更大的战略是通过经济合作加深与东南亚的互信。

2000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中国的经济外交消除了政治外交的障碍。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

而在外援上，中国的力度也在显着增加。在2005年9月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及“今后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手笔。

事实上，中国外交在新世纪以来经历了诸多的“第一次”：2002年10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反恐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外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此后，中国分别与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等国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

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受G8邀请，而此前中国曾多次拒绝G8的邀请。

2004年11月，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倡议由中方在前一年提出。

……

这一系列“第一次”折射出中国外交的转向——由过去的被动反应到积极主动。王逸舟对这一转型抱有很高评价，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还有许多指标可以佐证这一“革命”。在国际维和上，1990年4月，中国第一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了5名军事观察员，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今，中国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数最多的国家。苏丹、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东帝汶、海地……中国维和人员的足迹遍布非洲、中东、南亚与拉美。有这样一组数字：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先后勘察、修筑道路7000多公里、桥梁200多座，接诊、收治病人4万多人次，运输人员与物资累计行程达470多万公里，排除地雷等各种不明爆炸物7000多枚。自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已先后有8名维和官兵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目前，中国仍有约2000名维和官兵在联合国9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

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在这10多年间实现了质的突破。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全面参与到国际组织当中来。有统计显示，20世纪60年代，中国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接近于零，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国际上十分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水平。

更为积极主动、只讲经济合作和政治参与却不宣扬武力的外交转型显然对中国的软实力提升有帮助。“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实施以来，在亚洲得到了很多积极地回应。”柯兰齐克认为，这一政策在亚洲的实践整体而言是成功的。“自从奉行了软实力外交，中国取得的直接成就是减少了亚洲国家的戒心。现在，说中国威胁的声音小了，想和中国结成伙伴关系的多了。”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柯兰齐克说。

五、中国主导世界元年

“中国一直被一种‘自卑感’所困扰，就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迫切需要认同和尊重那样。奥运会或许能成为治愈这种综合征的一个转折点。”

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史中，北京奥运会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环节。自中国申奥以来，这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尤其经历了2008年早些时候的拉萨“3·14事件”和火炬传递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中西交锋之后，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变成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话题。

奥运会帷幕刚落下，笔者就这个话题与四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副部长徐济成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进行了访谈，他们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喻国明：我看到国外媒介或者知名人士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讲到此次奥运会的观感，都用了“很努力”这个词来形容中国。过去他们对中国人的发展状态了解有限，只看到中国的商品，这种基于商品的认知会产生狭隘，产生诸如市场份额等方面的抱怨。他们没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风貌。这次奥运会，无论精致程度还是志愿者以及各方面的协同配合，确实反映了我们很努力的态度，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的热心，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王逸舟：我觉得这次奥运是对中国人精神的一种陶冶。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奥运精神的真谛，不只是奖牌，也包括对弱者的赞许和尊重，对规则的认可等。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志愿者。可以说今年是“志愿者元年”，这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

郑也夫：我们老有个情结，过去受列强欺负，在国际上没地位，金牌也比不过人家，觉得低人一等。举国体制的建立就是要找面子，找自尊心。总不忘一段失意和受辱，是病态。这一次我们终于拿到第一，我预料，奥运对国人心理的最大影响，不是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我们能不能告别“愤青”，成为心态平和的成年人，这次奥运会是一种契机。

徐济成：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机会，让世界从一个整体看到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文化和生活理念，看到中国人是怎么样生活和建设国家的。中国像一个大礼包，原来被西方各种媒体包着，好的不好的，都是外国媒体赋予我们的。但真正的礼物是什么没人看到。奥运会把包装纸撕掉，呈现出了礼物。

另外，通过奥运会，世界也接受了中国的一些做法。以前他们讲绝对人权，绝对自由。这种说法在西方文化体制下别人根本无法反对。但是，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看到我们超大的人口密度，也会觉得如果在公共行为上没有一点纪律性，社会秩序没法维持。这种了解对于中西方的沟通是很有益的。

奥运会或许会治愈中国的自卑综合征

就像这四位专家所说的，世界终于有了一个集中了解中国的窗口，很多东西令他们感到新鲜和意外。除了雄伟绚丽的奥运场馆和其他硬件设施外，中国的年轻人让世界感到了中国的活力——风华正茂的他们被称为“鸟巢一代”，他们站在每个比赛场馆的入口欢迎各种肤色的观众，比赛结束了，他们在出口依然保持整齐的队列，笑脸相送。

外媒评价说，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他们掌握了娴熟的外语，擅长与外国人对话，爱国心强，责任感重，具有奉献精神，心理素质好，有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他们是出色的“80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