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福尼特，定会有收获”的广告语在北京家喻户晓，但是，多年以来名噪京城的北京福尼特家具城的幕后老板却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多人都猜不到这个深潜水底的商界风云人物到底是何方神圣。直到这个叫刘付臣的神秘资本大鳄坐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北京福尼特公司的法人关老板出庭作证时，得知操纵了他6年的幕后老板“刘平”，就是镣铐加身的中国气象局风云公司下属公司的部门副经理“刘付臣”时，他禁不住在法庭上咆哮如雷。
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刘付臣这个潜藏深处的商界大鳄，竟然在短短几年里玩掉国家13亿元，犯下了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合同诈骗罪等数罪。而他此前的公开身份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卫星气象科技总公司技术开发二部副经理。
“风云老总”刘付臣，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河北农村孩子；一个中国气象局下属公司的部门副经理；一个在短短6年时间里赤手空拳打造出10余家企业的“商界奇才”；一个玩掉13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运作大鳄；一个持有10余张身份证和30多个手机卡，潜逃4年多仍“生财有道”的通缉要犯。刘付臣49年的人生可谓潮起潮落，充满了戏剧性。
2005年9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刘付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奔向“钱”程，投身电脑市场却败走中关村
刘付臣1956年出生于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5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在当地农村实属凤毛麟角。他天资聪明，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炼了他坚韧的神经，同时使他锻炼出一身在各种环境中都游刃有余的本领。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刘付臣被分配到中国气象局工作。那时候，中国气象局机关像刘付臣这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加上他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在单位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没过多久就成为一个小部门的负责人。
踌躇满志的刘付臣曾梦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但是，此后这样平淡的生活转眼就是10多年。在这10多年的日子里，眼看着比自己晚来的大学生和比自己年轻的干部一个个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而刘付臣却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小头头，而且还是个副职。
眼看自己年近40岁，仕途渺茫的刘付臣不愿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他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大事业。既然仕途不通，那么只好另谋出路，在“钱途”上搏杀一番，说不定自己的“钱途”会风光无限。刘付臣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痴人说梦，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犹如热浪般席卷着全国，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海”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平时在机关里看着并不出色的朋友，下海经商后，往往能大把大把地赚钱，所以头脑精明的刘付臣开始盘算着也到商海里冲一下浪。
中国气象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颐路中段，在著名的中关村南部，现在的白颐路已经改名为中关村南大街。中国气象局是高科技产品集中使用的单位，在90年代初期，精明的刘付臣就意识到电脑行业发展很快，电脑不但会成为办公必需品，而且将有可能继冰箱彩电之后成为新型的家用电器。当时，中关村以电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如火如荼，令刘付臣热血沸腾，他决定投身电脑这个新兴行业。
打定主意后，刘付臣多次来到中关村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电脑行业其实更像个杂货市场，很多人都是靠攒电脑发财，所谓的电脑公司就是一个小杂货店，销售的无非是跟电脑有关的耗材，偶尔也帮人攒几台电脑而已，跟卖菜的没什么差别，但这其中的利润却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笑话，在中关村就是卖砖头，也会成为百万富翁。
在考察电脑市场的过程中，刘付臣认识了一家电脑公司的业务员，当时这个业务员也很想自己出去开公司赚钱，两人一拍即合，从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是，刘付臣并没有告诉这位朋友自己的真名，而是化名为“刘平”出现在中关村。他担心单位领导知道自己在外经商会影响自己的仕途，更不愿让商圈里的朋友知道自己的真正底细，以免自己因为没有背景而被人瞧不起，而耽误自己的“钱”程。
1993年，刘付臣的那位业务员朋友用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资金，承包了某工厂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电脑公司，刘付臣一有空闲就会过去“帮忙”。1994年初，那位朋友不再承包这家电脑公司，刘付臣以每年上交3万元承包费的条件，接手了电脑公司。
如果这个电脑公司会给刘付臣获得一些利润的话，刘付臣可能至今仍是中关村里的一个小老板而已。但是，刘付臣经营的这家规模很小的电脑公司，只是在市场大潮中的一片小小树叶，刘付臣承包之后，电脑公司惨淡经营了几个月之后就关门大吉了。然而，也正是这第一次在商海中的折戟沉沙，刺激了刘付臣敏感的商业神经，加上利益的驱使，使刘付臣从由理智变得疯狂，最终变成了一个潜藏在人们视野之外的资本大鳄。
资本运作，成为10多家公司的幕后老板
电脑公司经营失利后，刘付臣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失败教训，在查阅公司账本时，他发现他上交给服务公司的承包费，其实主要用于支付房屋租金，而这个房子也是服务公司从工厂那里转租过来的。也就是说，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全都被转租房屋的人轻轻松松赚去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做房屋中介是个不被人关注的行业，也很少有人在这个行业做大，但刘付臣却精明地发现了其中潜藏的巨大利润。这个发现对刘付臣而言，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刘付臣立即关闭了电脑公司，并在中国气象局附近开始寻找可以出租的房子。
很快，刘付臣的目标锁定在离中国气象局不远的某单位，这个单位有一栋空闲的楼房，刘付臣与该单位签订了承租合同，并以很低的价格租了下来。没过多久，这栋楼就被刘付臣顺利地高价转租了出去。
这是刘付臣搏击商海掘到的第一桶金。在经营过程中，刘付臣发现自己使用刘平的化名不如注册一家公司进行运作便利，但他既不想自己抛头露面，又想紧紧掌握着公司运作大权，于是，他以岳母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
1994年下半年是刘付臣事业的转机，这个转机是因为在去昆明的火车上，刘付臣与关老板的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谈天说地，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关老板不但具有超常的商业头脑，而且在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多，并有自己开办公司的经验。通过与关老板的接触，刘付臣记住了一个对他极其陌生的名词“资本运作”。原来，真正赚大钱的不是像他这样小打小闹当个房屋中介，而是“运作”资金的人。
这次邂逅之后，两人联系更加密切，准备联手干一番大事业。这时候的刘付臣早已不甘心仅仅当个中介人赚点小钱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大赚钱诀窍。如果承租一块场地，改造成一个家具城，这样直接收取商户的租金，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很快，刘付臣租下了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一片空厂房，开办了北京福尼特家具城和福尼特邮币卡市场。由于关老板社会资源丰富，刘付臣请他为自己的企业办了一些跑关系办手续的事情，还让关老板担任了福尼特工贸集团等几家企业的法人代表。作为回报，刘付臣答应以700万元给他买套别墅。
但关老板这个与刘付臣紧密合作的伙伴，却并不了解刘付臣的底细，他甚至连刘付臣的真名都不知道，而只知道他叫“刘平”。至于以后公司的具体事务和刘付臣后来在“资本运作”上的大手笔，关老板更不知晓。除了按照刘付臣的要求，匆匆忙忙地在一些合同、票据上签字之外，关老板只是代替刘付臣在台前表演的傀儡而已。
福尼特家具城在刘付臣的经营下，很快成为京城最著名的家具城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产业竟然是刘付臣的，因为刘付臣对外始终使用化名刘平。
拥有如此巨大产业的刘付臣此时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气象局下属公司当一个部门副职，1994年12月初，在没办理任何离职手续的情况下，刘付臣悄然离开了气象局。据检察机关称：从1994年年底开始到1998年9月刘付臣因涉嫌诈骗公款、挪用资金东窗事发，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刘付臣以他人名义共注册了10多家公司。其中，北京志东科贸有限公司、北京东晔通讯电子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刘付臣的岳母；北京中爵图视广告中心的法人代表是他的一个公司的会计；北京福尼特科贸有限公司、福尼特工贸集团、福尼特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他的朋友关老板。
回购国债，高息打造黑色资金链条
到1996年，刘付臣已是10余家企业的幕后老板，事业处于巅峰时期。但是，这10余家公司的经营，没有雄厚的资金的支持是不行的。怎样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怎样才能填满这些企业庞大的资金缺口？怎样维护自己打造起来的资金链条不至于断裂呢？刘付臣自然有他的高招，这就是刘付臣的“资本运作”。
刘付臣心里清楚地知道，要解决资金这个关系企业命运的问题，只有铤而走险钻法律和金融漏洞的空子。
在经营电脑公司期间，刘付臣曾向银行贷过款，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小额贷款业务开始，刘付臣通过业务上的往来慢慢结识了一些金融界的“知心朋友”，自然也对金融知识有了一些了解，同时他也对金融管理上的一些“幕后操作”极其感兴趣。刘付臣明白，只有钱才能生钱，要想发财就得像金融界的这些朋友一样玩转大额资金。
刘付臣决定先从自己熟悉的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小西天证券交易营业部开始。因为在1994年，刘付臣就在小西天证券部购买过一些国债，由此他结识了营业部总经理史新纪和副总经理晏宇庆。他们手里有巨额的国债销售款，如果能够拿来投入企业经营，那是再好不过了。
刘付臣出手果断，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手笔。1996年9月，史新纪和晏宇庆擅自将小西天证券部1.98亿元的国债销售款提供给刘付臣使用。但是一年之后，刘付臣的“资本运作”失败得落花流水，根本无钱归还。
到了还款的时候，刘付臣并不慌张，他没有将自己资本运作失败的窘况告诉史新纪、晏宇庆两人，而是约他们出来“吃顿便饭”。一番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之后，刘付臣亮出了自己新的“掘金计划”：由刘付臣为小西天证券部介绍客户购买国债，获取的资金用于归还刘付臣的欠款，多余的钱由刘付臣继续使用。为表示合作“诚意”，刘付臣当即允诺，高出银行规定的利息部分完全由自己支付。另外，为了对史新纪、晏宇庆两人对自己的支持表示感谢，刘付臣再额外支付给他们1.5%至2.5%的“手续费”。
看到如此丰厚的回报，史新纪、晏宇庆两人动心了，加上刘付臣表现出来的气吞山河的自信和精明，更让他们两人觉得这个计划无懈可击，从此双方开始了“愉快、友好”的合作，而刘付臣也从此成为一个操纵10多亿元的“资本大鳄”。
从1997年3月到1998年6月，刘付臣开始疯狂地玩起他的“资本运作”。他以允诺给付高息的方式，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等种种渠道，为小西天证券部招揽了大笔“生意”。仅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数十家大客户到小西天证券部购买了3.57亿元国债。
史、晏两人在和刘付臣的合作中，见刘付臣果然给证券部带来了巨大“业绩”，在佩服刘付臣资本运作的同时，立即向刘付臣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他们使用虚假账户，先后将上述国债中面值人民币790万元的国债从小西天证券部提出给刘付臣使用，另外，他们将客户认购及委托保管的大量国债用于国债回购，以此方式拆入资金共计人民币4.34亿元，其中4.19亿元交给刘付臣使用。而这些钱，刘付臣分别用于归还前期使用的1.98亿元和支付高息等活动。
到1998年6月，小西天证券部内已没有刘付臣介绍的国债客户可用于国债回购，但刘付臣仍向史新纪、晏宇庆要求使用资金。两人研究之后，决定擅自动用在证券营业部开户的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的国债存券9000万元，以国债回购方式，拆入资金1亿元，将其中8821万元挪给刘付臣使用。
直到案发后，刘付臣给小西天证券交易营业部造成损失人民币3亿余元。史、晏两人也因此获罪，2003年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
铤而走险，高息拦储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有了成功“操作”小西天证券部融资的经验，“风云老总”刘付臣俨然把自己当作纵横商界的“金融大鳄”，此时，小西天证券部已经维持不了他的黑色资金链条，他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史新纪、晏宇庆认识了光大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行长助理、光大银行北京翠微路支行筹备负责人冯军，从此，他盯上了光大银行。
1997年6月，刘付臣找到冯军“共商大计”。这次刘付臣抛出的招数与上次和小西天证券部史、晏二人的计策如出一辙：由刘付臣支付高息的手段，介绍客户到冯军所在的光大银行办理存款，再由冯军将这些存款挪给刘付臣使用，并由刘付臣支付高出利息部分……
与小西天证券部史、晏二人相比，光大银行的冯军无疑更具“魄力”。在较短的时间里，他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市总工会等30多家单位和个人在光大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及翠微路支行的40余笔存款中的6.63亿元人民币，转到刘付臣控制的账户上，供刘付臣购买天津市南方科技广场、承租和购买北京市京都商业中心等项目。
至此，刘付臣伙同史新纪、晏宇庆、冯军3人，挪用资金数额已经高达11余亿元。而刘付臣如此大手笔的运作，也越来越让史新纪、晏宇庆两人担心起来，毕竟刘付臣拖欠了小西天证券部的大笔资金，他们两人总是不停地催促刘付臣还钱。但是，刘付臣搞来的钱除了用于支付高额利息，其余的全部进入“资本运作”了，根本没有钱还给他们。最后刘付臣被逼急了，他提出从光大银行贷款来还欠小西天证券部的巨额资金，但向光大银行贷款是需要担保的。刘付臣要求史新纪、晏宇庆两人帮忙提供担保，此时两人有苦难言，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1998年7月，史新纪、晏宇庆以小西天证券部的名义，为刘付臣在光大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和贷款出具虚假的国债代保管凭证、协议及保证书、承诺书等担保文件。拿着这些文件，刘付臣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了银行承兑协议和贷款合同，骗取钱款共计1.65亿元。
挪用11余亿元，诈骗1.65亿元，刘付臣的“资本运作”动用了13亿元。这不能不令人咋舌。但是，有了银行和证券公司做后盾，刘付臣的“资本运作”手笔越来越大。1996年，刘付臣与北京市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金额为4亿元的租售合同，开发北三环一座商务大厦；1997年，刘付臣欲以1.2亿元收购天津华洋大厦；1998年，刘付臣又欲用1.1亿元收购北京龙德行大厦……
潜逃4年，通缉犯做起了大买卖
如此大量动用资金，不可能不出问题。1998年9月，光大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时，发现刘付臣的巨额贷款存在担保不实的问题，随即通知刘付臣进行核实。此时，在“资本运作”中已经损失了数亿元的刘付臣，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自己打造的黑色资金链条，立即携带20万元现金，连夜开着他的凌志轿车逃到河北石家庄，踏上了漫漫逃亡路。
刘付臣的出逃引起了光大银行的警觉，他们立即追查相关人员，冯军、史新纪、晏宇庆很快浮出水面，随着他们3人被立案审查，这个涉案13亿元的惊天大案不但惊呆了银行领导，也惊呆了警方。这是北京建国以来数额最大的挪用诈骗资金案件，北京警方随即向全国发布通缉令，出逃的资本大鳄刘付臣变成了仓皇的通缉犯。
虽然抓捕刘付臣的通缉令已经遍布全国，但他却不安于平淡。逃到石家庄之后，刘付臣不但化名安顿下来，竟然心安理得地继续做起了生意。刘付臣先是投入10万元用假身份证购买了一家酒楼，甚至还注册了石家庄市东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经营。
在经营酒楼赔钱后，刘付臣故技重演，又化名向银行贷款，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河北正定一次购买了20辆帕萨特、奥迪A6等中高档轿车，出租给朋友的公司后，自己在家坐收租金。
但是，刘付臣玩掉的13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在他潜逃的4年多时间里，公安人员的足迹踏遍全国20多个省市，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抓捕。而精明的刘付臣其实也坐卧不安，他不但制作了十几张假身份证随时准备使用，还先后换了几十个手机号码，以逃避公安人员的跟踪。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付臣在潜逃4年后还是进入警方视野。2003年2月，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刘付臣潜回北京找昔日的朋友借钱，2月13日，刘付臣与朋友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酒店吃饭时，被公安人员抓获。警方从他随身带的行李中，竟然搜出31张不同号码的手机卡和10余张不同姓名的身份证。
法庭交锋，3天连审资本大鳄
在过了4年多惶恐不安的潜逃生活后，刘付臣这个昔日的“风云老总”最终没能逃脱法网。2005年3月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刘付臣涉嫌挪用资金、合同诈骗13亿元的金融犯罪大案。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起诉书上，指控刘付臣的每一宗犯罪事实，都是一系列复杂的大手笔运作，涉及资金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公诉人指控，1994年7月至1998年9月，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北京福尼特家具城等10余家单位的实际负责人刘付臣与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小西天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史新纪、副总经理晏宇庆相勾结，用国债回购等方式挪用小西天营业部的资金，给该营业部造成实际损失3.64亿余元。史、晏二人还为刘付臣控制的多家企业出具虚假担保文件，骗取中国光大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承兑汇票及贷款共计1.65亿余元，案发前仅归还贷款100万元。而冯军提供给刘付臣的贷款，案发时有4.85亿没有归还。
刘付臣对公诉人的指控表示不同意，他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称：“我只是总经理助理，是在总经理的指挥下工作。公司的很多具体情况我都不掌握，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起诉书上说的那些资金数额是怎么回事。”刘付臣说的上级领导就是他曾经的朋友关老板。在刘付臣的辩护中，所有的事都是关老板指使干的，他只是个打工跑腿的，领导指哪就打哪。公司的规划方针，资金往来他根本不知究竟。
两名检察官对刘付臣的说法展开凌厉的攻势，抓住其中的破绽不停发问。他的回答不是“不知道、不清楚”就是无法自圆其说。比如，刘付臣说关老板让他去找史新纪、晏宇庆谈借款的事，可借多少钱，怎么还款，提供什么担保等按常理必须涉及的问题他却全然不知。他还把自己潜逃4年多的亡命生涯解释为是为了保住关老板，按关的嘱托行事。
但是，公诉人出示12份证人证言表明，刘付臣撒了谎，他才是福尼特的幕后老板，一切都是按他的掌控运转。而被刘付臣“咬”住不放的关键证人关老板的出庭，更使案件审判增添了一些戏剧性的色彩。
当关老板出现在法庭上时，刘付臣微微地一震，将身子向上抬了抬，仰视着关老板从身前走过。而一看到被告席上的刘付臣，刚刚坐在证人席前，关老板先是“嘭”地一声放下水杯。接着哽咽着说：“我肺都要气炸了！那时我以为他是干大事的人，叫他刘总。后来出事了，我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我们在云南认识后，我留给他的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而刘付臣留给他的却是假名字——刘平。他知道我和各方面交际广泛，就非让我出任几家公司的法人，还许诺给他我买700万的别墅。就这样我开始给刘付臣卖命的。但是，直到前几天，我才从报纸上知道他的真名！”
对关老板的说法，刘付臣也显得很生气。他说：“当初咱们都是弟兄哥们儿，虽然我现在在被告席上，你是证人。但你说话也要尊重事实。”
一听这话，怒火中烧的关老板激动地回了刘付臣一句“京骂”，审判长及时敲响法槌，提醒他们注意法庭秩序，关老板才从愤怒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在接下来连续3天的法庭审判中，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刘付臣这个昔日的“风云老总”，慢慢低下了头。2005年9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刘付臣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暗箱操作，违规国债回购遗毒犹存
尽管法院对号称“北京市最大挪用诈骗资金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但至今尚有数亿元未追回，这起大案涉案资金数额之巨在全国也属罕见，连本案审判长白波也表示“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市最大一起挪用诈骗金融资金案。”
仅仅2005年，北京各级法院审理了多起类似案件，这起大案再次让人们见识了违规国债回购的弊端。
在北京法院系统审理的金融犯罪案件中，1995年至1998年是此类案件的高发期。因为当时金融机构都是高息揽存，单位或个人为提高业绩，就采取了许多违规操作方式。那么，为什么国债交易中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原因并不复杂，有些券商违规挪用客户国债进行回购交易，套取资金，一旦国债回购到期时，券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如约清偿资金，回购交易面临失约。此时，负责回购运行的证券登记公司为维护整个市场运转，有权将该券商席位下的国债“非交易过户”，即变现，以弥补清算资金的缺口。而国债本来的所有者，如上市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刘付臣就是利用介绍客户到证券公司购买国债或介绍客户到银行存款进行金融犯罪的。而这些机构的相关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再把这笔钱挪出供刘付臣进行营利活动。
普通公众偏爱国债，大量企事业单位也把投资国债作为重要业务。有机构或个人看中了这个套利机会大肆从中得利，也让很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深陷其中。
违规回购国债主要表现为变相挪用客户资金和私下融资融券，其操作手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券商私自把客户存放在其席位上的国债融给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再通过国债回购融资，并将所得资金投到二级市场，期满前将国债买回来。
二是券商往往通过承诺回报的形式，高息招揽社会企业和个人的闲散资金购买国债，托管在自己的席位上，再通过交易所进行国债回购，将国债抵押融入的资金投到股市，期满前将国债买回来。
三是券商在资金需求方和国债持有人之间发挥中介和监督作用，资金融出方买入国债并托管于券商的交易席位上，资金需求方用托管于券商席位上的国债做抵押，通过交易所国债市场融入资金，券商“监督”双方履行约定，获得一定的中介费。
以上这些违规操作使国债回购资金进入了股市或者其他资本市场，当股市上涨时，一般不会暴露国债回购中的违规问题；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券商或机构没有资金回购被抵押的国债，原国债持有人和券商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这起大案引发的金融安全问题令人担忧，迫切需要研究解决。一方面，我国银行自身体制、制度建设、内部管理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还处于转轨和发展的过程，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基础不牢。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越大，金融机构所暴露出来的原有问题就必然越多。
在如何阻击金融犯罪问题上，需要金融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首先要坚决依法查处犯罪，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努力挽回经济损失；其次要严肃查找造成犯罪的各种原因，尽快制定预防金融犯罪的有效措施。
金融大案不是犯罪分子一时冲动引发的，而是经过相当周密的预先谋划，然后才实施犯罪。近期我国金融领域高频率地发生大案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复杂。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巨额金钱的主观原因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外部原因，包括银行自身体制、管理制度、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等多方面存在着严重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从外部监管和法律的角度，导致金融大案发生的原因还有下面三点：
首先，过去我国对金融机构监管比较粗放，特别是操作层面的监管不够。我国银行监管并不缺乏，但制度严苛并不等于制度有效，没有执行力的制度，有时候比没有制度更可怕。其二，监管者问责制的缺失。特别是走了监督过程而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的，监督者应当对犯罪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制定可操作性的文件。其三，从法律的角度看，金融机构有重大案件、轻小案件的倾向，有人认为，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算不了什么，于是不经司法程序而内部处理，殊不知对小案件的放纵，等于纵容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在整个预防金融犯罪的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中，外部监管是关键，刑法制裁是后盾，而银行内部监管才是最重要的基础。严密的内部监管制度，不给银行内部人员留下任何犯罪的可乘之机，从而阻断了诱发犯罪的动机，这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