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凤林
丁一鹤的法制纪实作品名声越来越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某演艺圈名人案件的报导，引起湖北与广东两家大刊编辑的争抢，以致他不得不承诺为放弃的一家另写两篇稿子才算平息。
从《名人》杂志起，为一鹤同志做责编大概有十个年头了罢。这其间，文坛中太多起承转合，波诡云谲了。而一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由一个青涩的山东汉子，成长为深具洞察力的法坛卫士、人类灵魂工程师，自有其独特的理想与追求。
“感恩”，是一鹤嘴上常说，并身体力行的一道座右铭，感谢尊长师友，感谢编辑媒体，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而感谢自己报导、写作的特殊对象，却是一鹤的独家感悟，非产于真心，不易道出。
法制写作的重要对象是囚犯，或犯罪嫌疑人。他们或滥用公器贪赃枉法；或偷摸拐骗，损人利己；或杀人越货，戕害生命，可谓罪大恶极，万人唾弃。但，当他们向作家袒开心扉，表达忏悔，挖掘犯罪根源而人性闪光时，一鹤同志常常感到震憾。从写作专业说，案件与当事人给他以资料和灵感；从为人处事说，活生生的案例让自己警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这“活水”当然包括他的报导对象，写作原型，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与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创作相比，纪实文学同时存在“易”和“难”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易”是指有所依傍，不必向壁杜撰，案情本身天然带有故事性、可读性。“难”是指发挥空间少、有似“带着镣铐跳舞”，只能在叙述、修辞、文字上多动脑筋。从艺术效果上看，一鹤同志对二者处理是成功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把“老吏断狱”的文章写的华彩摇曳，富于情致。
一鹤同志没有停留在以资料写案情，以事实写故事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心去写作，鞭挞丑恶现象的同时，关注当事人的命运，对法制建设发挥了特殊的宣传、监督的作用。
轰动一时的空姐杨旸杀人案给一鹤同志带来了一枚无形的勋章。杨旸的情人是有妇之夫，他不仅隐瞒真相，骗得了少女的爱情，而且在杨旸与其争执时，不顾杨有孕，板砖拍，刀子刺，虐待杨旸。在绝情失望的情绪下，她夺刀杀死了负心汉高晓兵。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
2003年3月8日，一鹤第三次采访了待刑的杨旸，并写出了《空姐挥刀斩断情妇生涯》的长文发表在媒体上。他既写了那段畸形恋情，也写了杨旸由单纯到上当到变态复仇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扼腕。文章发表后不久，审判机关对杨旸做出改判，由死刑改判死缓，给这枝带“罂粟”气质的花朵以重生的机会。据新近得到的消息，杨旸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表现较好，当过节目主持人，表演过笛子独奏，又得减刑，愿她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社会生活。
当然，不能说杨旸的改判仅仅由于一鹤同志一篇文章的作用。但后来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十足证明了作家的“阴功”。
由于我是责编，一日突然接到美国纽约的一个长途电话。我很纳闷，在纽约也没有什么可通长途的朋友啊？来电的人是个旅美华人小伙子。他替夫人来电，问如何能与杨旸的父母取得联系。原来，他的夫人是杨旸的中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日前，她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排了二个月的号，借读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案》，知道杨旸出了大祸。她担心杨旸的父母受刺激，想通过我联系他们，要给以安慰和帮助。我被他们的赤诚所感动，通过黑龙江省驻大连办事处，为他们牵了一条线。
我国历来重视法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要求文字准确，足以记录历史。褒在片言，贵踰轩冕；贬在一字，诛深斧钺。拿这个标准要求一鹤同志的作品，似乎还不能完全达到。特别是一些文章，当初是为媒体写的单篇，现汇集成书，又没时间重新整合加工，难免有枝蔓重叠之处，这可能是编辑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马德江湖》等章节中，有所改进。
一鹤同志是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既勤于笔耕，又长于思索。作为朋友、读者和编辑，我愿看到他堪称当代“三言二拍”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