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先贤圣哲(4)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名人名言

自胜谓之强，自见之谓明。

胜而不骄，败而不怨。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欲速则不达。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华而不实，虚而无用。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

董仲舒：开创“三纲五常”的经学大师

董仲舒（179—104年），广州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经学大师，人称“汉代孔子”的经学大师。

董仲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鉴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样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推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秦以来几大学派的思想又相继在民间活跃起来。儒家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经典的影响逐渐扩大。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记载史事，文字简约，含义深奥，一般人不易读懂。因此，解释《春秋》之作，便应运而生。据传孔子死后，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解释《春秋》。此外，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两部著作起初只是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写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传》后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公羊学”。董仲舒从小便对“公羊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专攻《春秋公羊传》。

为了专心学习，他谢绝一切宾客往来，用帷幕将自己的书房围起来，独处其中，终日不知疲倦的诵读、研习《公羊传》，偶有所得便奋笔疾书。日久天长，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读书笔记。

董家有一个十分别致的花园。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董仲舒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竟三年没有跨进花园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公羊传》上，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来探望他，也被他拒之于门外。起初，人们对他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气愤与不解，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经过多年的闭门勤学苦思，董仲舒的学问大有长进。他不仅对《春秋公羊传》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成了远近闻名的“公羊学”专家。他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

汉文帝时，董仲舒被朝廷选为博士。博士是我国古代一种学官的名称，其职责是传授经典。汉文帝是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的某一部经典。董仲舒专门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下令广召天下贤良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挥笔写下了一篇奏章，献给汉武帝。在这篇奏章里，董仲舒主张统治者应实行“德治”，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身为上天的儿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因此，就应该尊从上天的意志，实行“德治”，以德抚民。他又以周秦以来的政治得失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为例，论证实行“德治”是治国之本。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连声称好。经过认真地遴选、评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选为天下第一。尽管统治者选拔贤良之士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天下第一”毕竟是对董仲舒渊博学识的认定。

汉武帝非常赏识董仲舒的才学，于是便召他进殿，亲自向他提了两个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两道奏章，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严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击了法家学派的主张，而力倡儒家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发挥其学问专长，从公羊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即在于主张“大一统”。汉代继秦而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但鼓励各家学说竞相传播的文化政策却并不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即儒家六经）的科目，不同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理论和主张，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了，汉王朝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汉武学采纳了他的建议。董仲舒应诏陈言，一举夺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虚作假，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才实学，是他多年专心致志、勤奋钻研的结果。

董仲舒再次把自己关进书房，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终日埋头读书，家里有大小事务，一概不予过问。朝廷中有什么大事需要向他请教，他也不再前往，而是由皇帝派人亲自到他家里来讨论。

董仲舒把自己再次封闭在书房里，集中精力著述立说，长达17年之久，直到离开人世。他自幼专注于《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积60年的深厚功力，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后人将其整理、辑录成《春秋繁露》一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一生勤奋治学的思想结晶，它虽为后人辑录而成，但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一生对原始儒家的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与发展。《春秋繁露》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系统阐发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古今通行的大道，因此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同时，五道、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副人数等神学思想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基础。董仲舒的神学理论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被历代统治所推崇，成为其后整个封建社会实行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董仲舒这位研究“公羊学”的专家，专注学问、百折不悔的精神，为后代学子留下了学习的榜样。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儒学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起到主导地位。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融汇百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学说思想影响极为深刻而久远。

名人名言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

道源出于天，道不变，天亦不变。

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事在勉强而矣，勉强求学则见闻广而智力明，勉强修养，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王充：中国唯物主义始祖

王充（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

王充少年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班彪为师。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学名师交游朋友外，还广沙博览，遍读群书。《后汉书》记载王充在洛阳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诸子之学，从而积累了渊博的知识，这是他日后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对做官不感兴趣，无意于仕途。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刺史董勤征聘他为从事，改任治中，他又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王充因为生病没有去，当时他已年近70。

王充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礼节，专心于著书立说，据说他卧室内的窗户、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经过多年的艰辛写作，终于完成了著名的唯物主义论著《论衡》。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王充病死在家中。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这时候的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主要思想就是上帝有意识地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

《论衡》共85篇，20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儒学中神秘的鬼神学说。王充在《论衡》中，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他从宇宙观出发反对儒术，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人和万物的生都是“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变化。《论衡》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原了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王充指出天地间不存在什么鬼神。他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 　《论衡》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它从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论衡》认为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今胜于古，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　《论衡》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论衡》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整个东汉200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范晔在《后汉书》中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而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名人名言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成饭也。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玄奘：西天取经的佛教翻译家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人。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佛教法相宗创始人，他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

玄奘生长于隋唐时代。他的父亲陈惠，平时潜心学问，一生不做官，很为当时人所景仰。玄奘法师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他从幼聪明绝顶，悟力特高，深得父亲的钟爱。在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

中国在南北朝时代，佛教大为流行，当时，出家作和尚的人很多，他的二哥陈素，法名长捷，就是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当时洛阳有四个道场，中有不少佛学名家。他这位哥哥对弟弟的学业极为关切，常约他到道场学习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