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全球气候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哪个国家，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都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
2009年底，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以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过去两年的谈判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议题明显成熟，比如对采伐森林的限制、如何在技术方面实现减排等。目前，我们仍在减排的份额、资金等少数关键性政治议题上受阻，需要各国的领导层拿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气候大会的议题才会得以“开锁”。
在《全球气候》这部分，读者将看到拉梅什、斯特恩、田中伸男、叶普、布劳恩、赫泽高、卡斯坦森等七位外国政要围绕本次峰会答记者问的内容。峰会之前，有人认为，谈判若失败了，责任在发达国家；国际能源署官员则就低碳经济做出了大胆预测，并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农业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拉梅什：谈判若失败，责任在发达国家（2009年12月16日）
当地时间15日23时（北京时间16日6时）许，此次哥本哈根大会的一部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LCA）举行了又一次会议。
此前，LCA为陆续抵达哥本哈根的各国部长和元首们准备的主席文本（Chair’s text ）也已拟定。
此时，印度代表团团长、环境部长拉梅什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印度代表团办公室的气氛也算轻松了一些，代表们有说有笑。
印度是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的关键角色，与中国、南非、巴西同为“基础四国”。在离开会场前，拉梅什接受了CBN记者的独家专访。
CBN：你认为此次大会的谈判现在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拉梅什：我不知道。整个16日的进程很关键。我们明天看吧。
CBN：两条轨道（2007年巴厘路线图规定的《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能否得到维持？
拉梅什：谈判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下进行。
（这时，有一位身着类似外星人的服装、模仿外星人语气的示威者打断了采访。
示威者：你是气候领导吗？
拉梅什：这要取决于什么气候了。
示威者：我们希望印度站出来！
拉梅什：……）
CBN：目前似乎应该有人站出来，作出让步了？
拉梅什：显然应该是（《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附件1国家（编者注：即签署《京都议定书》并承诺量化减排的发达国家）。
CBN：你是否认为现在发达国家承诺的减排目标不够？
拉梅什：太不够了。他们有历史责任，也有现实责任。他们正试图将他们的责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头上，比如印度、巴西。当然还有中国。
CBN：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印度是否还能作出让步？
拉梅什：哪些核心问题？印度不会接受强制减排，不会设定一个排放上限，不会接受对印度国内资金资助的自主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核查。印度不会妥协。当然，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援助是另外一回事。
CBN：基础四国现在能否得到非洲国家的完全支持？
拉梅什：我们正在努力。
CBN：我们（基础四国）会和非洲国家达成妥协吗？
拉梅什：我们要把非洲国家拉进来。我们也必须与小岛屿国家弥合分歧。
CBN：澳大利亚代表此前发言说，非洲国家14日声称退出谈判之举只会阻碍谈判。
拉梅什：谁说的？伞形国家（编者注：伞形国家指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是其一）？无聊的说辞。
CBN：如果哥本哈根大会只能谈出一项政治宣言，你认为责任在谁？
拉梅什：你的意思是说遭遇失败？发达国家，毫无疑问，附件1国家应为失败负责。
CBN：为什么？
拉梅什：他们（附件1国家）没有尽到他们本应负起的责任，还（从原先的立场上）退后了。他们没有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可信的承诺。而且，他们以前说要在2020年停止（增长排放量），但他们现在反悔了。没有这个，那还谈什么？
CBN：目前谈判主要僵持在这一点上吗？
拉梅什：不仅如此。美国等伞形国家与欧盟的分歧也很大。欧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LCA成员的身份，而现在美国做得很不够。
★斯特恩：气候变化——中国与哥本哈根全球协议（2009年9月14日）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是世界上最忙的经济学家之一。自2006年出版《斯特恩报告》后，他成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会见不同国家的首相、主席、部长、经济学家和评论员，并多次公开讲演，人们希望当面聆听他所创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以及全球协议的政治经济学。“这的确意味着在时间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远在伦敦的斯特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2005－2007年，斯特恩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问题顾问。之前，他在世界银行任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离开英国政府后，斯特恩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目前不再代表任何政府，所以我也不为任何国家或组织游说，我是英国国会上议院的一个独立成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我现在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机构”，他特别对记者强调。
9月11日，斯特恩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接待方。“我的主要日程是会见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当然也有刘鹤，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与相关高层见面也在安排之中。
除此之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访问中国的第一天他将在人民大学做公开讲演；9月12、13日将参加两个会议，届时斯特恩将和中国经济学家、能源与气候专家会面，与这两大领域的关键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地讨论。9月12日的会议还将公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国际碳减排公约》倡议，斯特恩与会并做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国与哥本哈根》的讲演。
斯特恩中国之行期待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我希望通过他们对问题日益深入的了解，仔细研究具体目标值和详细的气候变化成本与政策措施，最终形成能支撑哥本哈根会议的想法”。显然，他希望得到中国同行的支持。
谈判难点：美国减排程度
赵忆宁：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正在进行艰苦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的三股力量—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激励与动机有巨大差异，如何从机制设计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您如何预测12月哥本哈根的谈判的结果？是否可以达成一个能够付诸实践的国际协议？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障碍将会在哪里？
斯特恩：通向哥本哈根（全球共识）的一系列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不同国家能做什么和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第一个要点是，如果各国声称他们将要往前走，就需要有相互谅解。第二个要点就是需要明确采取行动尺度的大小。现在全世界的排放量在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必须在2050年下降到200亿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2030年实现350亿吨的中期目标。同时，我们还希望经济发展以及减少贫困人口（包括气候贫困人口）。我们必须考虑清楚：达成什么样的全球共识才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共同理解立场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共同认可对于行动大小尺度的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机制设计的第一点就是对我刚刚描述的全球减排尺度的协议：从1990年到2050年减排50%，即从1990年的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到2050年的2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倾向于使用绝对数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稳定全球气候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集体理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得到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以帮助减排并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我认为到2020年，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我不认为允许并促进对如此减排和适应水平的支持的机制结构已经存在。非洲穷国会受到很大冲击，所以对非洲的支持就非常重要。中国和印度既是经济大国也是排放大国，而且经济增长十分迅速，除非中国和印度大力减排，否则全球不可能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这正是讨论的中心：富裕国家如何支持中国和印度的减排协议。
我认为，难点在于美国减排的程度。美国的排放非常高，且政治结构复杂，所以会很困难。虽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人们必须考虑清楚一个问题，来自富裕国家的资金支持到达发展中国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成如我所描述的全球（哥本哈根）协议，但是也很有可能我们未能保护地球并且错过机会窗口，对未来的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
赵忆宁：您谈到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这好像是英国首相布朗所谈到的数额。如您所说，1000亿美元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要求的资金资助额度。联合国最新的建议是征收全球碳税，每吨50美元，全球每年征收5000-6000亿美元，中国为300亿美元，占GDP的0.69%。您如何评价？
斯特恩：布朗首相的确在今年6月发表演说，我们必须保证从富国到穷国可观的—至少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帮助减缓与适应融资。这的确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表明的必需的金额有差距。到2020年，很可能必须有2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流。
鉴于我们会不断学习如何做这些事，所以这样的资金流会足够的。我们可以从1000-2000亿美元开始做起，然后我们会学到什么是必须的。我认为很有可能我们会发现许多新技术比我们所想象的价廉，还有可能比老技术更经济。
联合国所提出每吨50美元碳税将在全球筹集5000亿美元的建议，我怀疑很难达成这样征收碳税的全球协议。就算达成了协议，谁能用到这5000亿美元也会成问题。我来告诉你是为什么：在一个特定国家，一些人会考虑穷人会因为能源问题而挨饿，并由此假设这些穷人应该得到补偿。所以这些国家的减排活动都应该一一得到资金。此外还有研发方面的核心费用。
所以我认为，筹集到5000亿美元的税收，而且全世界都对此款项有同样的使用权不太可能。我猜想每年1000-2000亿美元可能是合适的开端，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从这里到达实现2020年的目标。我们会在今后10年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看我们是否强烈认为应该朝某个方向去。
谁为中国碳排放增长负责？
赵忆宁：关于减排，目前中国人最为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是否可以兑现？第二、发达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第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费用如何补偿？补偿多少？
斯特恩：发达国家在2020年完成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目标，鉴于我们在2010年所处的情形，那会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17%，要在10年内从高出17%变成减少40%，对美国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最近声明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的目标；欧洲也已经承诺到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30%。我们将在下一个十年朝着正确的方向尝试正确的举措。我相信我们会有2030年的有力目标，到2050年富裕国家必须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在既定时间内美国无法达到目标，那么应该看看可否可通过其它途径提供有力的帮助。比如美国可以在为停止毁林提供资金上起到重要作用。这将是一项重要贡献。美国还可以在新技术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无法实现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的富裕国家来讲，我相信他们仍然可以以其它形式作出更多的减排贡献。
对技术转移我更愿意说是技术共享。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来说，都面临重要的新技术机遇。我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印度现在正在讨论20GW太阳能的建设（记者注：9月7日，中国与美国第一太阳能签署在鄂尔多斯建立20GW太阳能工厂协议。见本报9月7日报道）。这极其重要，也是富国应该支持的抱负和机遇，双方应该分享技术。我认为要确保知识产权和专利不会成为阻碍，更重要的是合作。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可以作为分享专有技术非常重要的成功例子。
赵忆宁：中国是“世界工厂”，正是因为中国为丹麦人生产消费品，丹麦才能够在1990年-2005年实现能源消费零增长，GDP增长75%。以2004年数据计算，大约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总量4.73Gt），是德国、澳大利亚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排放总量的2倍多。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界定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谁该为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责？
斯特恩：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打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上还有很多极端贫困地区，我们不仅需要用增长打破贫困的瓶颈，也需要打破排放与增长之间的纽带，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所谈到丹麦和瑞典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我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内，我们会做得更好。
你的问题点出了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消费而生产，所以单单关注生产排放是具有误导性的，我们既需要关注生产排放，也需要关注消费排放。当然，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因此增加排放，所以生产转移对中国也许会有好处。生产排放与消费排放，到底该多如何计算？应当考虑到许多对此不同的国际理解。
所以，当说到中国的排放增长，或者说对应制造业的增长，或工业的增长，我认为这一部分是中国的责任，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来说，从中国进口的一方也有部分责任。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两者相关，因为两方国家都获得利益，贸易双方都在世界贸易变化的一部分中间形成生产转移。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