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编的《文选》，作者姓名已经失传，创作的具体年代也不能确定。从内容来看，这些诗歌不是一时一地所作，也不是一人所作。很多学者认为它大约产生于东汉桓、灵之际，作者多为中下层文人。
这十九首古诗书写游子求仕过程中漂泊无依，或写他们思念家乡，如《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或写渴望功名，如《今日良宴会》、《回车驾言迈》；或写知音难遇，如《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或写及时行乐，如《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等。或许是因为外出的游子更思念自己的妻子，他们于是揣摩思妇心理，写出了思妇对游子的思念：有的劝丈夫珍惜婚姻，莫要变心，如《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有的因久无音信，而自我宽慰，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有的直接抒发相思的愁苦，如《迢迢牵牛星》、《青青河畔草》；有的写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思妇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的感叹。在这些作品中，青春的苦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爱情的苦恼、事业的折磨、生命的感慨以及时序的流变被自然而然地融合到诗中，良宵之会是那样的短暂，秉烛夜游是那样的难得，纵情放志也无法减轻对家乡的思念，翘首企盼换来的只是长长的哀叹，在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中，游子、思妇最细腻、最柔软的情感得到了多侧面的描述，其情感真挚深沉、含蓄蕴藉。
这些诗歌的出现，奠定了文人诗长于抒情的特点，使之成为与乐府民歌“缘事”传统不同的叙述倾向。这些诗歌物我转换自然，象神兼备；口吻移代自如，浑然无痕，时空跳跃衔接，情气充盈；生活片断撷取，眼光独到；句式变化生动，淡如家言，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浑雅之美。①
文人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了创作的高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都纷纷把文人诗作为创作的重要体裁。
作为当时文人集团的领导，曹丕大量创作五言诗歌。有的写宴游，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文辞富丽，用语工整，尤长于景物描写；有的言情志，如《黎阳作诗》三首，写南征的艰辛和自己靖乱的志向；有的写爱情，如《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等，情思缠绵委婉，感人肺腑，最能体现曹丕诗歌的清怨之美。①
曹植的诗歌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与曹丕一样，诗歌多写贵公子的恃才傲物，倜傥不羁，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感情基调乐观而自信，充满了浪漫气息。如《白马篇》，塑造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形象，正是自己风采和性格的写照。后期他受到曹丕父子的迫害，因而多写悲愤之情、伤感之叹。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写朋友惨遭迫害而自己无能为力，满是愤懑之情；《浮萍篇》、《美女篇》、《种葛篇》等，以思妇、弃妇自喻，表达个人清白心迹；《仙人篇》、《五游咏》、《远游篇》、《升天行》等游仙诗，书写的则是自己现实无奈之余的出世成仙的幻想。
曹植前期的富足生活和显赫地位，对他的文采、襟怀和气质作了充分的陶冶，使他积累了丰富的辞采和高傲的骨气；而后期的迫害和遭遇，又为他的诗歌注入了饱满的情感力量和愤懑之气，使他的诗歌既有曹操的古直悲凉，又有曹丕的婉约纤丽，能够将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起来，故被誉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②。他成为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与此同时，建安七子也用各自不同的气质和秉性来创作大量的五言诗。他们仿佛群星拱月一样，与曹丕、曹植一起，形成了星光灿烂的建安诗坛。孔融的《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王粲的《七哀诗》言汉末动荡，深沉痛切；刘桢《赠从弟》三首，风格刚劲，妙绝时人；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用对话写夫妇生离死别；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用白描写孤儿遭后母虐待。这些诗作都质朴刚健、情气充盈。
最值得注意的是蔡邕之女蔡琰（图1-3），用她的亲身遭遇创作夹叙夹议的五言《悲愤诗》。女诗人用悲痛的情感叙述了董卓作乱、自己被掳，沦落胡地、思念家乡，回国之前母子生离死别，回国之后所见家破人亡的经历，以及自己对后半生的忧虑。场景描写刻骨铭心，心理刻画细致深沉，人物语言个性鲜明，全方面地展现了汉魏之际文人诗歌所能达到的艺术成就。
所以说，建安时期是中国文人诗歌得以成熟的时期。他们以大量成熟的五言诗创作，使诗歌取代辞赋，诗歌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并奠定了主导地位。同时，文人诗歌充分吸收了乐府民歌和辞赋的养分，将情感的表述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长于抒情的艺术特点。
曹魏时期，由于建安年间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士人们又多注重文集的编纂和思想的阐述，因而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所消歇。但到了正始年间，诗歌又开始出现新的发展。这是由于当时司马家族正在篡夺曹魏政权，大量排除异己，士人们更多关注个人的性命和家族的命运，因而他们再不敢采用“缘事”的方式揭露时弊，而是结合着景物来抒写个人感伤，从而形成了曲折隐晦的艺术风格，特别是采用托喻寄兴的手法来抒发感慨、寄托情怀。这不仅推动了五言诗的抒情化倾向，而且也推动了五言诗的文人化。这其中，“竹林七贤”的代表阮籍和嵇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阮籍（210—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图1-4）。他年轻时有强烈的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①他本来是同情曹魏皇室的，但看到曹爽、司马懿的明争暗斗，遂不敢涉足政局。曹爽曾召他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以自保。司马懿独擅朝政后，杀戮异己。阮籍虽然心怀不满，却无能为力，不愿抗争。他以不涉是非、明哲保身为宗旨，表面上接受了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当过从事中郎、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甚至还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但他内心很痛苦，常常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他的女儿，他就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只好作罢。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正是为了避祸保身。他的这种处世风格影响到他的《咏怀诗》，这八十二首诗正反映了他无奈、敏感而苦闷的内心。他是曹魏后期明哲保身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据说他能用青白眼：对他讨厌的人，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露出眼白，表示轻视；对他喜爱的人，就正视，青黑的眼珠在中间，表示尊重。就是这样一位爱憎分明的诗人，却在无奈中度过了苦闷的一生。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就是他苦闷的象征。例如《咏怀诗》第九首，他写了出东门，望首阳山，想到了坚持操守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然后写良辰不再，秋霜飘零，自己登上山冈，感觉寒风习习，阴云密布。“鸣雁飞南征”有自己的归宿；“□□发哀音”，□□是一种留鸟，却只能在无边的秋色中哀鸣。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通过描写这些景物表达了“凄怆上我心”之感。假如结合他的遭遇，我们就能看出他心里是很难受的。他的诗歌最常出现的意境是秋天、秋夜，最常采用的意象是孤鸿、翔鸟，最典型的情感特征是孤独、苦闷。这孤独、苦闷的情感特征也是他诗歌的内在特质。
嵇康（223—263）由于个性刚烈，所以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图1-5）。但他在体裁上，多采用四言诗，如《赠秀才入军》，虽然对四言诗的文人化做了探索，但由于四言诗歌已经不再作为诗歌的主流，因而他的探索也只能看成一丝回光返照。
需要提及的是，在汉魏诗歌的文人化过程中，七言民谣这种形式，已经引起了一部分诗人的主意，例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急就篇》等，就采用七言韵语作为形式；东方朔也有七言射覆语，《文选注》还引用了东方朔、董仲舒、刘向的一些七言诗。除了张衡，东汉戴良《失父零丁》也可以看成用七言写成的诗歌，另外班固、张衡等人赋作的结尾附诗中，也有不少七言诗。由于采用流行曲调作为结尾的“乱辞”是上古诗文的习惯，所以尽管留存下来很少，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七言诗歌，在汉魏时期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