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身世很苦，出生半年，就死了父亲；四岁的时候，他的舅舅就逼着他的母亲改了嫁。在尚未懂事的时候就成了孤儿，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他从小体弱多病，祖母含辛茹苦，一手把他抚养长大，李密对此铭记在心，时刻希望有所报效。等到他出人头地，朝廷也征召他、让他做官的时候，祖母也老病缠身、日薄西山，如同风中残烛了。祖母病势沉重，他想到如果入朝为官，老人家势必无所依靠，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宁可同祖母相依为命，委婉拒绝了朝廷的好意。这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和祖母的种种不易，讲到祖孙相依为命的情形，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简直催人泪下。过去甚至有人说，读《陈情表》而不流泪，就不是孝子。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未曾废离。……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这封信写在西晋初年，已经是骈偶的文体，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对仗的。西晋是散文文体变化比较迅速、明显的时代，从两汉以来，散文中对偶的句子就不断增多，到此时几乎是通篇对仗了，李密的这篇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两汉的文章用于议论和叙事的比较多，抒情性的文章比较少一些，从三国开始，文章中抒情的笔墨也多了起来，并且情感比较深厚、诚挚，李密是三国、西晋之间的人，他的这篇文章也是这种趋势的反映。这都是文学散文从一般的学术文章中独立出来的标志。
东晋的骈文，沿着西晋骈文的方向继续前进，文学的色彩继续增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写景成分的增加，另外还善于在写景中融入作者的真情实感。
王羲之（303—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对字体变革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一流的高门士族，王羲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西晋末年，朝政大乱，司马氏家族的八个王为了争夺皇权挑起大范围的战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乘中原内乱长驱直入，西晋朝廷终于无法立足，于是渡过长江，跑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晋朝南渡的较早倡议者；伯父王导又是主要策划人，还是过江之后的首任宰辅；王羲之的一个堂伯父王敦手持重兵，镇守在长江中游，随时可以沿江而下，直逼建业。王氏家族的势力遍布中央和地方，皇帝司马睿说话、做事还要尊重王导等人的意见，看王氏家族的脸色，反倒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历史上说当时是“王与马，共天下”。所以王羲之的生活环境极其优越，他本人文化素质也比较高，是王氏子弟中比较出色的一位。
传说当时另外一位士族人物郗鉴，为了结好王家，希望在王氏子弟中挑选一位做自己的女婿，于是派人到王家去考察。王氏家大业大，众多子弟生活优越，如同芝兰玉树，长相出众者不在少数，听说高门大族郗家来选女婿，个个修饰打扮，希望尽力在来使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使者考察一番之后，觉得大家都很优秀，唯独有一位少年，若无其事，半躺在床上吃大饼，虽然并没有在使者面前刻意表现自己，就是露着肚皮吃大饼的神态，竟然也显得从容闲雅，气度非凡。使者回去向郗鉴报告在王家看到的情形，郗鉴突然激动地拍掌说：“就这个小伙子做我的女婿最好！”——这个郗鉴相中的好女婿就是王羲之。
历史上把这个故事叫做“东床坦腹”。有人说“坦腹”就是露着肚皮，恐怕有些夸张了，不过“东床快婿”从此就成了好女婿的代称。可见王羲之在修养、气质方面是相当杰出的，后人无不艳羡“魏晋风度”，王羲之当之无愧。其实，他不仅能写一手“飘如浮云，矫若惊龙”的好字，还是一位造诣极高的散文家。大概因为他书法名声太大，反倒把他散文成就的光辉给遮住了。他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就是集书法、散文之美于一体的不朽之作。
古人在三月上旬的巳日，要在东流水中洗濯，希望以此祓除不祥，招徕幸运，相沿成俗，后来叫做“修禊”。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的三月初三上巳节，王羲之和好友谢安、谢万、孙绰，以及自己的儿子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四十多位名士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约二十五里）集会，除了一般的修禊以外，还要饮酒、谈玄、赋诗，这都是当时士族成员最时尚、最风雅的活动。名士们列坐水滨，将酒杯放在水中让它随波逐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作诗一首，否则罚酒三杯。结果最后共作诗三十八首，结为一集。王羲之当时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这次集会当然的东道主，负责为诗集作序，这就是《兰亭集序》（图2-8）。序文的开头交代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和缘由，并从兰亭周围的山水景色写起：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青山环抱，胜友云集，兰溪静静地流淌，让人心旷神怡。文中摹景抒怀，充满了诗情画意。“仰观”、“俯察”云云，来自当时名士的必读书《周易》。《周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因此序文开头的部分虽然在写景叙事中洋溢着愉悦祥和的气氛，王羲之却自然而然地把主题引向对生死的思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
庄子主张把生、死等量齐观，认为彭祖活至百岁，同婴儿的夭折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一旦真正面对死亡，这些说法不过是故作达观罢了！东晋时代的大名士普遍有一种伤感的情绪。这种伤感并不是因为官场失意或者故国沉沦，而是面对韶华易逝、生命无常的感慨和哀愁。他们热爱山水，是因为陶醉山水可以暂时忘却这种哀愁，还可以在自然的怀抱中体味玄理，获得心灵的慰藉。因此，三十八首兰亭诗都是当时盛行的玄言诗，而且都是用山水来作为谈玄的引子。《兰亭集序》虽然是散文，却采用了诗的结构。玄言诗中孕育着山水诗的胚胎，散文中对山水的关注和描写，在描写山水中抒情，同样是古代骈文的新走向。
从此以后，描写山水、以山水动人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比如齐梁时期陶弘景（452—536）的《答谢中书书》，摹写山水，极其形象、动人：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传说陶弘景天赋异常，十岁得到葛洪所写的《神仙传》，从那以后就昼夜研究，开始抛弃俗事，专门致力于养生，后来就长期隐居在山中修炼。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同他关系很好，很尊重他，有什么难以决断的国家大事，还要派人到山中去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人们都叫他“山中宰相”，可见他并非同俗世完全隔绝往来。大概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山林当中，对山林之美观察、体会比较细腻、深邃，而且心胸较少受到世俗干扰，所以写出的文章也带着那么一股清澈的灵气。一连十几个四字句，一点不嫌单调，真像是山间美景，让人应接不暇；音调上也没有丝毫刻意之处，高低错落，如同珠落玉盘般清脆；几乎没有典故，随手白描，明白易懂，很容易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另如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都是写景抒情的优秀骈文篇章。尤其是《与陈伯之书》，区区一篇骈文，竟然招降了一名大将和八千劲旅，在文章史上尤其引人瞩目。
作者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仕齐、梁。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505），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伐，丘迟做咨议参军，领记室，专门负责起草军中各种文书。陈伯之当时从南齐投降北魏，率领魏军同梁军对抗，丘迟就写了这篇文章，责备伯之投敌的耻辱，同时晓之以大义，并用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情来感化他。陈伯之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带领属下八千军队归降梁朝。文中写道：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这一段对暮春江南美景的描写让人如同身临其境，特别容易引起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明代张溥说“希范片言，强将投戈”，主要就是指丘迟这些写景抒情、同时最能诱发家国之思的文字说的。
东晋和南朝前期的一部分骈文，还是比较自然的，里面虽说多半句子都是对偶句，但也夹杂着少量的散句，这样交错起来，语气、语调都比较自然顺畅，也不会显得特别单调。这类文章也比较好懂，意思一看就明白，因为它不太使用典故。
南朝后期的骈文就很不一样了，文章中间几乎没有散句，全部都是对偶句，这样读起来会比较单调。但是作者却有意地显示自己在文章形式上所花费的工夫，他一定要让你看到，这文章中的每一句，都是他用心精雕细刻出来的。所以他还要把每一句相邻的字在音调上都区别开，上下句的音调也要两两相对；他还要使用典故，而且每一句都要用典，这样可以让文章变得典雅，显示作者知识的渊博，但是读者如果不知道典故的出处或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彻底读不懂文章了。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且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重鬟。反插金钿，横陈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靨。
这种文章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接受，因为里面句句都用了典故，如果不知道典故的意思，就非得去一部部地翻书查找不可，这样一来，恐怕就根本没人去读了。难道读文章还是繁重的体力活儿吗？对于当时的一般文化人来说，这种文章应该并不难理解，因为里面涉及的典故都在他们的必读书里面，意义一望便知。可是说到底，这文章毕竟还是写得太费力了，读者读起来也太吃力了。回头想想看，它究竟要说什么呢？还真得琢磨半天。文章写到这种程度，虽说表面看上去珠光宝气，终究还是不讨人喜欢，不单我们有意见，古人也要有意见了。从当时起，就有不少人提出批评，说这种文章写得太浮华了，华而不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浪费读者的时间和脑筋，还是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比较好。比如化妆，目的还是为了显示本人的漂亮，胭脂口红涂抹太多，人的本色反倒看不出来了，还显得怪里怪气的，让人生厌。写文章的道理大抵也没什么两样。
三、返璞归真的时代与艺术
骈文艺术在六朝走向成熟，可是同时也已经显示出它的缺陷和不足，主要就是形式和内容的不协调。形式方面畸形发展，内容极度贫乏，针对骈文的批评就多了起来。不过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为骈文的缺点在于词句太过浮华，并没有什么人认为骈文这种文体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认为用对偶的方式来写文章有什么不对。
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在他执政的前半段时间，社会比较安定，门阀士族受到优待，上层社会贪图安逸，社会风气相当奢侈浮华，贵族一顿饭就要吃掉若干老百姓多年的收入，很多士族子弟涂脂抹粉，身体虚弱，骑不了马，出门就要有人扶持。文学上也过分崇尚华丽柔靡，形式精巧而内容空虚。当时有个学者叫裴子野，他这个人为人正直质朴，对当时的世风、文风极其反感，写了一篇《雕虫论》提出批评，把晋朝过江之后的文风都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凶。不少现当代的文学史家把裴子野的这篇文章当做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言论看待，甚至还认为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导，这都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反对文风和反对文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裴子野说当时的文风如何如何不好，可是他这篇文章用的恰恰就是对仗工整的骈文，你能说他是主张取消骈文的吗？隋朝有个官员叫李谔，曾经给隋文帝上过一篇奏疏，同样对当时的文章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他的这篇上书同样是漂亮的骈文：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