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那些“主人公”真是包罗万象，奇形怪状，尽是些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世上本来没有大鹏，大鹏就是他编造出来的，而且还随着海水的巨涛从北到南、由下而上地飞越三千里；在他的书里，鳖和青蛙还可以对话；蜗牛的触角上竟然发生了两个国家的战争，而且居然“伏尸百万”！故事虽然离奇，形象尽管古怪，道理却往往能够惊世骇俗。庄子的文笔，也如同他的精神那样不受拘束，天上地下，时真时幻，忽起忽落，摇曳多姿。有的评论家说庄子的文章就像是微风吹拂在水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纹理。以苏东坡之学养深厚、多才多艺，眼界自然极高，但他对庄子的文章佩服得实在是五体投地。他说：“我原来心里有些朦胧的想法，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读到《庄子》，才感觉到他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苏东坡写文章，经常会用到《庄子》书中的典故，而且他一生被卷在政治风波里上下跌宕，受尽了打击和折磨，曾经被贬到当时还十分荒凉的海南岛，这说明他的政敌希望置他于死地，可是他后来竟然健康地回到北方，《庄子》的哲学无疑帮了大忙。
庄子看上去真是潇洒，超脱得无可比拟，不过庄子的内心实在又是愤激得不得了。他对世上荒谬不合理的事看得太多、太敏感，比一般人体会得深刻得多。他说，当时偷了金钩的人要判死刑，可是偷盗了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儒家喜欢讲礼乐、仁义，很多人不过是拿这些东西作幌子，尽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强盗们让人骂得一钱不值，却还有些真道义。他大骂那些追求富贵的人是钻在裤裆里头的虱子，挖苦曹商的发迹是因为替秦王舔了痔疮，还讽刺满口仁义诗礼的儒生尽是些个挖墓盗宝的贼人。正是因为世上的很多是非都是颠倒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都是虚假的，庄子才在愤激之下主张泯灭是非；正因为他深切感觉到真实世界的荒谬，才试图用想象中的荒谬说明他自己的真理。庄子散文了不起的艺术成就由此才得以生发出来。
庄子在根本上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所以前人把他们都叫做“道家”，但庄子和老子的文章风格却有所不同。老子的议论比较抽象，只是告诉你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庄子则很少抽象的东西，他总是靠想象、幻想来构思、编造一些小故事，把他要说的道理融化在这些具体可感的故事和形象里，显得趣味横生。
庄子家住在齐、楚和三晋交界的地方，生活非常贫穷，他同下层平民多有接触，在学问上广收博采，所以能够从平民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差异，看透富贵之人的虚伪和吝啬。《外物》里面讲了庄子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向监河侯借钱以解燃眉之急，监河侯表面上大方，慷慨答应借给庄子三百金，但是要等到发了工资以后，这明显是在糊弄庄子。庄子回答的巧妙，在于并不直接抱怨，而是讲个小故事，把监河侯的为人放在故事里面加以讽刺：小鱼困在车辙里面的一汪水里，将要困死，向路过的庄子求救，庄子说我到吴越国把西江之水给你引来好不好？小鱼大怒道：“我现在只要斗升之水就能活命，等你把西江之水引来，我早就成了鱼干了！”这故事当然是庄子编造出来的，但编造得那么贴切、幽默，富有情趣，把人性中的丑恶给放大了，你不能不佩服庄子揭露现实的深刻。
同老子一样，庄子特别看重自然之道，认为朴素的美才是天下无可比拟的真美，所以他反对人为的雕琢和虚伪的修饰，主张摆脱一切世俗的教条，抛弃名利权势的束缚，尽情抒发真实的心灵感受。《应帝王》里有个“浑沌开窍”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就是“自然”的代表，本来没有什么“窍”，这是他的自然状态，可倏和忽偏偏要多此一举，硬要给他凿开七窍，虽然出于好心，反倒把浑沌给害死了。办事违反自然规律，必然事与愿违，遭到规律的惩罚。这正是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发挥和具体化。
庄子的散文，就像庄子的哲学一样，浑浩博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文人去阅读、研究和回味。我们虽然不知道庄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是无论经过多少年，总是不乏慧心的读者，通过阅读庄子的散文，去贴近他的心灵，去体悟战国时代的那一份飘逸和潇洒。
四、《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逻辑论辩的不祧之祖
随着诸子争鸣的开展，论辩之风越来越盛，孟子就得了“好辩”之名。荀子提出“君子必辩”的口号，他的书中《非相》、《正名》、《解蔽》等篇，都花了不少工夫探索思维规律、逻辑方法和辩论艺术，追求语言的形式美，并在这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墨子名字叫做墨翟，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最初学习儒术，后来自开宗派，门徒众多，到了战国，这个学派同儒家并称“显学”，就是最为人所重视的学问（图2-5）。墨子坚决否定文采，主张取消一切音乐歌舞，认为这些都是奢侈浪费的举动，劳民伤财，耽误政治和生产。当时不少上层人物的享乐生活非常过分，建立在广大民众的痛苦和血泪之上，墨子对这些现象尤其敏感，所以有这样极端的主张。《墨子》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集中探讨辩论方法，被称为“墨辩”。《墨子》对假设、比拟、譬喻、类推等论说方法有专门的具体分析。他还在《非命》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自己解释说：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用今天的话说，“三表”就是文章要有历史根据，要重视结合现实，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实际生活的检验。这是判断事物真假的三条标准，也是论文写作的三条标准。荀子的论辩方法就从“墨辩”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战国初年的某一天，又有一位老师，带着他的徒弟，乘着牛车，走在从齐国通向宋国的泥泞道路上。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对天下大势和治国方略颇有一套见解，他前几天曾经把这套见解推荐给齐王，齐王对他深表尊重，接待如同上宾，却没有接受他的“礼物”。旅途的劳顿，丝毫没有削弱他的雄心壮志，他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后来又游说了宋、鲁、滕、梁等国，他虽然舌灿莲花，雄辩滔滔，却屡经挫折，最后还是像孔子那样回到故国，以授徒、著书终老于家乡。这就是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图2-6）。他是战国初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传说孟子的母亲是一位特别擅长儿童教育的专家，她知道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巨大影响，所以为了给幼年的孟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曾经不厌其烦地搬过三次家。“孟母三迁”的故事后来成了成功家庭教育的典范。当我们提起孟子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母亲。
孟子一生以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自许，似乎远比孔子自信。司马迁说，当时天下诸侯都忙于混战和杀戮，在他们眼里，谁擅长打仗和争夺利益，谁才是人才；孟子张口闭口不离尧、舜、禹，不离仁政，到处宣扬什么人性本善，尽跟人家拧着劲儿，所以根本没人理他那一套。从这一点说，孟子还确实像是孔子的“翻版”。孟子和孔子一样，生前到处碰壁，被各国君主所轻视和抛弃，可是一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战火纷飞和秦朝的暴政，到了统一和平的西汉、人心都巴望着安定的时候，孔、孟的学说便遇着了生机，被学者们重新给予解释，接着就受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重视，将它捧上独尊的地位，这地位竟然一下维持了两千年，影响之巨大、深远，恐怕是孔、孟本人始料未及的吧！《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孟子》里的文章则几乎都是孟子本人所写，他的徒弟万章、公孙丑在编书时做过助手。
孟子大概在生前就得了“好辩”的名声，而且在当时似乎还不是什么好名声，对此，孟子无奈地说：“我难道好辩吗？我实在是不得已啊！”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们只要翻翻《孟子》原文，就不难发现别人说他“好辩”，其实真的没有冤枉他。不过我们这样说，却并不是要贬低孟子的辩论，而是发自内心地表示钦佩和尊重，因为他的辩论里充满了气势，充分表现着他道德修养的圆满和自信，又极讲究技巧，艺术水准非同一般，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滕文公》记载孟子同陈相的一段对话，孟子上来就问陈相：“许子必以种粟而后食乎？”“必织布然后衣乎？”是啊，你想啊，许行当然不能自己亲自种了小米才可吃饭，自己织布才有衣服穿，当然很多事都不可能不仰仗他人，由此可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进而引古证今，慷慨陈词，强调了社会分工的必要，以此来说明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观点。当然，孟子的结论未必正确，但他善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每一步推断都会让对方觉得无懈可击，加上气势磅礴，滔滔不绝，特别容易让人折服。又如《告子》中有一段孟子的议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真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令人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但是音节铿锵，意义连贯，很多人竟然特别轻松地就把它给背诵下来了。难怪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说，孟子的文章，就像是熟练的舵手始终把船保持在河流中最有利的位置，借着水力飞速前进；那些外行费力不少却寸步难行，自然相形见绌。
孟子曾经说，你如果打算说服王公大人，你首先得藐视他。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在辩论中无疑就多了几分胜算，容易处在主动、有利的地位。其实，战国时代，很多游士就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诸侯王公讨生活，他们的很多说辞未必合理，并不一定可行，却颇有煽动性，搞得对方意乱神迷，崇拜不已，迅即主动就范。他们很可能就是把孟子的论辩文章当中这种行文艺术，变成了煽风点火、混饭吃的“忽悠”经验。这大概也是孟子没有想到的事吧。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但他的思想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图2-7）。他写过一篇《非十二子》，对儒、墨、名、法各家学者都有所批评，并激烈抨击“子思、孟轲之罪”。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学术总要发展、变化，儒家的继承人本身对孔子的思想就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又会结合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不断修正学说的内容，儒家思想当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同最初的面貌产生距离。荀子对孔子以后儒家代表人物的批评，其实也不过代表了他自己一家的看法而已。他对孟子学说的意见很大，比如孟子讲“性善”，认为人性本善，但荀子就讲“性恶”，认为人性本恶，那善的一面都是通过人为修饰出来的，都是假的。又如孟子讲天命，荀子就认为万物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不是因为有了尧帝这样的贤君才有了天地，天地也不会因为夏桀这样的昏君的出现而消失。他是很客观、很现实的，看重人为的重要性，相信人定胜天。
总起来说，战国后期，各种学说已经大略具备，荀子对其都有所吸收，所以他的思想比较驳杂，有集大成的味道。同孔孟相比，荀子思想偏于理性，更切合当时的实际，后来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不是偶然的。荀子的散文畅达善辩，条分缕析，却不像《孟子》那样滔滔雄辩、气势磅礴；他说理透彻，但多是单刀直入，不像庄子那样想象瑰丽，汪洋恣肆；他的语言已经相当犀利甚至有些尖刻，不像孔子和老子的语言那样优游、温和。他能够把每一篇文章都分成若干论辩专题，相当有条理，层次感很强，这标志着论辩艺术的进步。
荀子在中年的时候，曾经在齐国首都临淄主持过“稷下学宫”，这是齐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代表着整个战国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晚年的荀子，到楚国做了兰陵令，地点大致在今天山东苍山一带，后来就死在那里了。他模仿楚国民歌写了《成相篇》，是一种三言和七言混杂的歌谣，还写了《赋篇》，对后世辞赋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韩国人，在论辩方面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不过只是在著书方面，论口才韩非就不太好，因为他天生口吃。韩非的遭遇相当悲惨。他看着韩国在秦国的压制下一天不如一天，就给韩王上书，韩王没有理会他。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他效力。韩非在秦国备受重视，引起了李斯的嫉妒，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其为韩国宗室，未得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李斯逼其自杀。
韩非要求著书、立法都必须说得明白确实，通俗易懂，论说周详。他比较讨厌文学之士，所以自己写文章也不重文采。他的思想属于典型的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他的文章也如同他的思想，尖刻无情。《韩非子》中有《难言》和《说难》两篇，汲取了当时诸子纵横游说的经验，对论辩艺术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考虑得很细，强调在向君主展开游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君主能不能愉快地接受，惹得君主不高兴，脑袋搬了家，就是巧舌如簧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就像是传说中的龙，脖子下面有三尺逆鳞，也就是说这些鳞同一般的鳞正好方向相反，如果稍一疏忽，摸了逆鳞，就有性命之忧。这说明韩非不像其他辩论家那样，只顾着自己说，他还考虑到了听众的接受能力，这是韩非对论辩艺术的重大贡献。可惜他自己却连展开游说的机会都没能真正得到，幸好有他的书传下来，才让后人领略这位法家大师的风采。